1932年深秋，京沪铁路枣庄段发生了一起离奇失窃案——整整一车皮的煤突然不翼而飞。押运的日本警备队愤怒不已，却怎么也找不到线索。谁也没想到，这起案件的主角就是后来铁道游击队里的著名长枪中队长徐广田。那一年他二十二岁，靠扒火车糊口，对铁路的每一寸枕木都熟得像自己家院子的青石板。没过多久，这份“天赋”让他走进了抗日的风口浪尖。

枣庄是典型的矿区城市，煤炭黑得像夜色，也黑得像底层人的生活。徐家穷得叮当响，父亲常年咳血，母亲挑着煤渣去集市换菜。为了添口粗粮，他跟几个伙计学会了跳上慢速行驶的车厢掀篷取货，腿脚越练越快，胆子也越练越大。这段野性又艰难的少年经历，为日后与日军斗智斗勇埋下了伏笔。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略者的枪炮把华北的大地震得发烫，枣庄矿井入口的日军岗哨昼夜不熄。看到本家兄弟被拉去做苦役，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被军刀逼着跪在铁路旁，徐广田的血立刻凉了又沸。他把扒火车的老班底重新召集，白天是普通矿工，夜里却改用钳工铁锤拆卸螺栓，干净利落地拖走日军军需。零星的“偷煤”很快升级为“破路”，再升级为“打列车”。

1938年，洪振海、王志胜奉命组建铁道游击队。两人听说鲁南有个“火车上的猴子”，便专程赶来。临走前，洪振海拍着徐广田的肩膀说：“铁路的门道你最熟，跟我们干大的！”一句话点燃了他的豪气。入队后，他被分配带长枪中队。中队只有几十条日本“九九步枪”，可他凭着过人的胆量，把那几条枪耍出一支连的气势。

1942年腊月的夜里，下着刀子般的寒风。游击队破天荒地准备对装甲列车动手，却只有几块烈性炸药。徐广田索性用废油桶、碎棉絮捣鼓出十几颗“土燃烧弹”，并在列车减速通过暗弯时亲手点燃导火索。火光冲天，装甲列车成了一段烧红的钢铁。延安电台连夜播报战果，朱总司令批示嘉奖。第二年春天，山东军区授予徐广田“甲级战斗英雄”称号，他在模范大会上说得掷地有声：“铁路就是咱们的战场，铁轨就是枪膛！”

风光之下，危机悄悄滋生。1944年后，队伍扩编，干部调整日益频繁。铁道大队改选，大伙推举刘金山做大队长。徐广田的职务纹丝未动，他嘴上不说，心里却翻江倒海。他自认功劳不小，“凭什么轮不到我？”这种闷火越烧越旺，连手下的老兵都察觉：“徐队有点变味儿了。”

鲁南军区为了平息情绪，把他送去党校深造，准备日后提拔。可课堂上枯燥的理论让他坐立难安，他擅自离校，闷头回了家。恰在此时，一名自称“张科长”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循着线索找上门，把二十块大洋拍在炕桌上，语气轻飘：“徐营长，换条道吧，跟着政府军前程更阔。”徐广田怒目而视，随手抄起茶碗掷了过去，瓷片炸裂。可夜深人静时，他却盯着那堆银光闪闪的圆形洋片出神：“也许换个路口就能扬眉吐气。”

1946年初，军区合并改制，铁道游击队番号撤销，长枪中队并入地方独立团。徐广田的营长头衔被降成县大队副队长。那一瞬，他的骄傲彻底崩塌。散会后，政治部主任低声劝慰：“服从组织，有前途。”他没有回应，只是把枪擦得锃亮。几周后，他悄悄携枪离队，在黄河渡口登上国民党汽艇，袖筒里塞着那张通行证。鞋底藏的党证被河水浸破，他却没有回头。

然而到了对岸才发现，国民党军里的派系堪比盘根错节的枣庄煤脉。上面只让他当个参谋，饷银拖欠，待遇远逊承诺；暗处还有专人盯着他。警卫兵曾对同伴嘀咕：“这家伙以前跟共军混的，指不定哪天反水。”这种紧张感像锈蚀，慢慢啃噬他。济南战役前夜，他蜷在工事里啃冷馒头，听到对面高音喇叭喊：“老徐，回来吧！”那声音像针一样扎进耳膜，他低下头，一声不吭。

1949年10月，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查工作。当局在档案中发现徐广田的名字时，他已被俘两月。审讯室里，他沉默许久，最终哑声开口：“我认罪。”一句平淡的话，泄尽所有气力。法庭综合其抗战功绩和叛变事实，裁定有期徒刑两年。判决书上字迹工整，他双手接过，像接住一份迟到的报应。

1951年刑满，徐广田回乡。曾经有人为他举过“战斗英雄”横幅，如今墙头却贴着“叛徒”标语。街口的孩子朝他扔泥巴，大娘骂一句“没良心的”。他低眉收拾竹条，靠编竹筐混口饭。偶尔半夜惊醒，会抚摸那只空荡荡的枪套发呆。一次集市，他瞧见新华书店的封面大幅插画——“铁道游击队”四个字赫然醒目。画中人物刘洪戴着鸭舌帽，神采飞扬。他怔怔看了很久，最后转身离开，脚步拖着尘土。

写《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对这一幕心中有数。为了避免尴尬，他把书里原与徐广田对照的名字统统改成“王强”。直到1985年再版时，才在后记里淡淡提到“个别原型人物后来误入歧途”，一句话带过。

1959年，经济困难期席卷乡里，口粮紧张，他每天只捧到小半碗糠菜。旧疾复发，医药无门。1961年春，他在自家土炕上合眼。邻近的矿工听到消息，只是叹息：“可惜了，当年他多能打。”村里敲了三下破锣算作送别，坟丘一尺高，连墓碑也没有。这个名字最终埋在薄薄的黄土里，只有枣庄郊外那条老铁道还偶尔传出呼啸汽笛，仿佛在提示世人——英雄与叛徒，有时只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