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上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光璀璨。佩戴大红花的授衔人员鱼贯而入，不时有人低声交换眼神。就在这一片隆重气氛中，三个同姓不同号的少将几乎同时被请上台——台下的同乡忽然认出，他们正是十多年前生死未卜的戴克林、戴克明与程启文。那一刻，很多军中老人悄悄议论：原来“兄弟将军”真的存在。

舞台上的光芒拉回到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枪声震裂夜空，14岁的戴克林躲在稻草垛后，看着乡亲抬着木梭枪冲向县城。烈火烧着屋脊，少年却被那股热浪点燃了心。黄麻起义虽然最终失利，但火种从此埋进他的骨头里。

起义后，黄安陷入白色恐怖。国民党清乡队列日夜搜捕，烧屋、拉人、杀家属，几乎把这座“将军县”碾平。戴克林亲眼见过隔壁陈大婶被押往祠堂，天亮时就没了人影。也就是在那天夜里，他攥着父亲的旧草鞋，默默立愿：等够16岁，一定要把这口气讨回来。

1930年冬，红四方面军在黄安扩红。戴克林穿着母亲缝补的棉袄，报了16岁的年龄，顺利编进二十五师。枪太沉，他只好把刺刀夹在腋下跑。队伍里没人知道，他真实年龄才十七。

家里的动静也没停。堂弟戴克明个子高，嘴又甜，偷偷学着哥哥的办法，把自己冒充成“十六岁壮丁”，溜进赤卫大队。乡邻笑他“毛还没长全”，他却偏要跟大人较劲。当天夜里，他学着大人端枪的姿势在屋外徘徊，母亲急得直抹泪。

与两人血脉相连的表弟程启文，同样耐不住。1931年春，他被舅舅带去游击队当通讯员，穿一身大号灰布军装，裤脚用麻绳一扎就算合身。至此，三兄弟分赴三支队伍，连一声告别都来不及，山岭阻断了后续消息。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踏上西征。祁连山冰雪封顶，戴克林在雪谷里翻滚，被炮弹震得双耳流血。部队溃散，他独自蜷在荒滩靠啃马皮活下来。半年后，他拖着伤腿回到延安中央党校疗养，档案里多了一行字：原籍湖北黄安，曾负重伤。

同一时间，留在南方坚持游击的戴克明也没好过。国民党“清剿”层层包围，一支游击队往往今天还在，明天就只剩几个人。他负伤后藏进农家土坑，乡亲帮他换下血衣，用草灰糊住弹洞。那几年，戴克明一直以为堂兄已经牺牲。

1940年秋，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皖南集会。驻地不大，同名同姓极多，管理人员索性按姓氏与籍贯混编住房。一间瓦屋内，两张行军床对角搁置。夜深时，一个湖北口音突然问：“兄弟，你认识戴道驹吗？”对面那人猛地坐起：“你又是谁，为何知道他？”——短短两句对话，揭开了十年生死隔绝的帷幕。原来提问者正是戴克明，而被问的人正是早已改名的戴克林。兄弟二人相视，泪落无声。

皖南事变后，兄弟再度分散。戴克林调至新四军军部，转战苏中、苏北；戴克明则随第四师东进浙江，地方游击、海上运输都干过。两人只在电报里偶尔互致“平安”。

与此同时，北线的程启文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至1948年的辽沈战役，他担任团参谋长，在黑土地上摸爬滚打，打过四平、守过塔山。传令兵常问：“程参谋，你家在南边，想家吗？”他把帽檐压低：“等打完仗再说。”

1949年，三兄弟分别跟随三支不同的解放集团军南下。一个在江南护厂，一个在闽赣肃清残敌，一个沿海岸线扫雷。战事终结，他们却依旧见不着面。直到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才在北京站重聚。程启文笑着举手：“两位戴少将，看这里！”三个人愣了三秒钟，随即大笑，周围代表纷纷侧目。

1955年授衔，三份任命书背后有同样的籍贯、同样的血缘，却是完全不同的战斗履历。军装换了又换，番号改了又改，唯一没变的是少年时写下的名字——黄安。从黄麻起义到抗美援朝，他们跨越了最漫长、最危险的年代，也失掉了许多亲人、故土与少年模样。可当肩章落定，家乡人依旧记住：那片曾被战火摧残的田野，一口气培养出三个少将，这足够让后来人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