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最近几年，尤其是疫情之后，看新闻总觉得我们国家势头很猛，各种大工程、高科技突破，在国际上说话底气也越来越足。但一关上手机，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和亲戚朋友聊天，普遍的感觉却是：钱难赚了，东西好像也没便宜，生活压力一点没小。这种“外强内弱”的割裂感，非常强烈。
相关数据似乎也能印证我们这种感受。我国的GDP已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也突破了1.3万美元。可我要说中国人均收入因此达到了八九万人民币，肯定会被人吐口水。
为啥普通人的钱包，跟不上国家发展的脚步呢？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盘复杂无比的大棋。
首先得明白，国家发展的账本和我们老百姓过日子的账本，算法完全不同。
国家层面，看重的是GDP总量、国际贸易额、超级工程建设、尖端科技突破。这些东西是国力的象征，是我们在世界上说话的资本。比如，我们的汽车出口去年猛增，特别是在电动车领域，都快成世界冠军了；再比如，我们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投资，动辄增长百分之二十几。这些是宏大的叙事，是写在新闻联播里的骄傲。
但落到我们个人身上，关心的完全是另一套东西：这个月工资涨没涨？下个月房贷能不能按时还？孩子补习班的钱交了没？老人生病住院医保能报多少？菜市场的猪肉、青菜价格是不是又涨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官方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增速和GDP增速是基本持平的，都是5.2%左右。但“平均”这个词，很多时候是个魔术。
我和马云的财富一平均，我也是亿万富翁。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搞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可能年薪几十万上百万还觉得不够花；但传统制造业、纺织业的工人们，可能还在为保住的几千块工资发愁。
更关键的是，我们挣来的钱，有多少能痛痛快快地花出去？
数据显示，我们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还不到40%。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创造100块钱的财富，只有不到40块是老百姓用来消费的。
相比之下，美国这个数字接近68%，世界平均水平也有55%。我们的大部分财富，流向了哪里？流向了投资、建工厂、搞基建、充实国家储蓄。
这就好比一个家庭，当家的拼命挣钱，但挣来的钱大部分又投出去扩大生产，或者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真正用来改善当下吃穿用度、旅游娱乐的钱，比例就少了。
所以你会看到，一方面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很亮眼（特别是在某些高端制造领域），但另一方面，普通人的消费意愿却不高，社会零售总额增速跑输了收入增速。不是不想花，是不敢花，或者能用来自由支配的钱，没想象中那么多。
再说一个更直观的感受问题：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官方数据有时显示CPI很低，甚至轻微下降，但我们总觉得物价在涨。这又是为啥？因为CPI的“篮子”里，各种商品权重不一样。
在我们这，食品类权重占了大头（约34%），而美国大概只占15%。当猪肉、蔬菜价格稳定甚至下跌时，就能把CPI拉低。但我们生活中真正花钱的大头——住房（特别是房贷或租金）、子女教育、医疗保健，这些在CPI里的权重却被相对低估了。房价涨、学费涨、药费涨，这些痛感最强的支出，在宏观数据里被“平滑”掉了。这就造成了“统计数据说没通胀，老百姓体感通胀压力山大”的怪象。
二、经济转型的“阵痛”，真疼在了普通人身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从过去靠盖房子、搞低端制造，转向靠科技、靠服务驱动。这个方向绝对正确，但转型的过程，就像开车换挡，难免会顿挫一下，这个“顿挫感”，大部分由普通劳动者承受了。
最明显的就是“去工业化”或者说“产业升级”。
东南沿海的很多工厂，因为成本高了、环保严了，要么关门，要么搬迁到中西部，要么升级成自动化程度更高的“黑灯工厂”。结果是，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确实在下降，服务业成了老大。
服务业吸纳了最多的就业人口，接近一半。
听着是好事，但服务业内部是天差地别。高端的，像金融、IT、专业咨询，薪水高，但门槛也高，容纳不了多少人。而能吸纳大量就业的，是餐饮、快递、网约车、零售这些低端服务业。这些行业竞争激烈，收入天花板低，内卷得厉害。一个程序员可能被裁了还能找到下家，一个外卖员多跑几单也能维持收入，但一个中年制造业工人，一旦所在的工厂迁走或关闭，他很难转身进入高薪服务业，大概率是收入降级，甚至找不到工作。
这就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边是高级技工、工程师严重短缺，企业拿着高薪招不到人；另一边是大量只有初级技能的劳动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只能在低薪岗位徘徊。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结构。
我们创造的社会财富，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是怎么分的？数据显示，劳动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刚过50%。
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转化成了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的税收。相比之下，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能到60%-70%。我们的住户部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这些年来是在下降的。说白了，就是“资本”和“政府”拿走得相对多了，“劳动”分得的相对少了。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看企业财报，利润增长不错，看政府财政收入，也挺稳定，但落到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增长感觉就没那么明显了。财富向资本和少数高技能人群集中的趋势，让普通劳动者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除了经济结构，我们的一些制度设计，也在无形中塑造着这种“国强民未富”的格局。
首当其冲的就是户籍制度。
这堵无形的墙，把中国人分成了不同的福利等级。长三角、大湾区现在在搞户籍年限互认，是个进步，但北京、上海以及广州、深圳的核心区域，落户门槛依然高耸。
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明显向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倾斜。一个清北毕业的AI博士，上海深圳抢着要，直接给户口。但一个在深圳工厂干了十年、技术精湛的老师傅，或者一个在城市里服务了多年的快递小哥，想落户几乎不可能。
没有户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孩子很难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意味着你无法平等地享受当地的公租房、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这极大地限制了普通劳动者通过流动到更高收入地区来改善生活的可能性。
它甚至制造了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大量的“人户分离”，农村的老人无法随子女进城养老，留守、空巢问题加剧。“没人照料”有时候比“没钱养老”更让人绝望。
其次是社会保障的“双轨制”。
我们确实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保网，覆盖了十几亿人，做到了“广覆盖”。但“水平”差距巨大。2025年的数据，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接近4000元一个月，而城乡居民养老金，很多人每月只能拿到两三百块，加上个人账户，也就五六百元。这中间是六七倍的差距。
医保也是，虽然报销比例在提高，但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的报销范围、额度、尤其是异地结算的便利性，差距依然明显。一场大病，对于一个有职工医保的城市家庭和一个只有新农合的农村家庭，打击程度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生而有别”的保障水平，让大量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始终缺乏安全感，有钱也不敢消费，必须死死攥在手里以备不时之需。
最后是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均。
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最多的文化设施，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资源匮乏是常态。尽管有“慕课西部行”这类线上教育尝试，但优质的师资、先进的医疗设备，是无法完全通过网络复制的。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和城乡之间的生活品质差距。
说了这么多问题，并不是要唱衰，而是要正视。解决“国强民未富”的矛盾，是接下来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真正现代化的关键。这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耐心。
首先要动真格调整收入分配。
这 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要真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普通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有更多话语权。
税收方面，要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对高收入、高资产群体加强征管，同时给中低收入群体切实减负。可以学学德国，他们的累进税制和劳资共决机制，就把贫富差距控制得比较好，税后基尼系数很低。
其次要打破那堵“墙”，让人真正流动起来。
户籍制度改革要深化，不能只对“精英”开放。要逐步降低普通劳动者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门槛。更关键的是，要实现“人随地走，钱随人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要能跟着人流动。
不能让一个人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权益，被死死地绑在一个他可能早已离开的地方。这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信息平台和更复杂的精算体系，难，但必须做。
再就是要填平社会保障的“鸿沟”。
要下决心逐步缩小城乡之间、职工与居民之间的社保待遇差距。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提高中央调剂金的规模和比例。把更多的国有企业利润划转到社保基金里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有安全感的社会保障网，让老百姓敢于消费，没有后顾之忧。
最后要避免“早熟的去工业化”。
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是好事，但不能只接“破烂”，要引导资本和技术同步转移，帮助中西部产业一起升级。财政转移支付要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而不是一味地投在“铁公基”这类政绩工程上。
结束语国家就像一艘巨轮，我们都是船上的乘客。船体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能抵御的风浪也越来越强，这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心和自豪。但现在的问题是，船上的很多乘客，感觉自己的舱位还是那么拥挤，饮食还是那么普通，旅途的体验并没有随着船体的壮大而同步提升。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不是抱怨，而是清醒的认识和共同的努力。这涉及到利益的深刻调整，必然会触动很多盘根错节的奶酪，难度极大。但这条路必须走通。因为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冰冷的数字和宏大的工程，而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能过上更有尊严、更有获得感、更有安全感的生活。只有当国家的“强”，能够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亿万民众的“富”时，这艘巨轮的航行，才称得上真正的成功和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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