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当皇帝后，因藩王拥兵自重，不服朝廷管束，于是和心腹大臣谋划削藩的策略。朱允炆的这个想法当时受到了朝中很多大臣的支持，尤其是江南文官集团的文臣，几乎全部支持削藩的策略。然而在具体削藩的办法上，文官集团内部提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为代表的，他们支持武力削藩。另一部分是以高巍、韩郁和卓敬为代表的，他们主张延用汉武帝时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的方式，逐步削弱朱棣等藩王的势力。可是最终朱允炆并没有选择推恩令的模式，而是采纳以武力削藩的做法。

于是有人提出疑问，为何朱允炆不接受高巍等人的建议，拒绝用推恩令削藩呢？如果采用推恩令削藩，是否就能够避免靖难之役的发生，朱棣也就无法造反称帝？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用明朝政治的角度来看，得到的结果是推恩令不会在明朝有任何效果。

实际上明查和汉朝的大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藩王、皇室、朝廷的关系也大为不同，所以汉朝的削藩方式不能生搬硬套到明朝使用。推恩令被汉武帝采用，是基于汉朝的现实情况决定的。这种方法主要是以分化瓦解的策略来进行，通过藩王子孙后代多次分割封地的办法，逐渐削弱藩王的权势。

当时汉武帝采用这个办法，主要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一是外部匈奴的威胁很大，国内不能再发生内战，必须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否则遭到内外夹攻，国家有崩溃的巨大风险。二是汉景帝时晁错削藩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不但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而且让朝廷失去信用，引发了藩王的猜忌。在这种背景下，再次用武力强势削藩，只能是火上浇油，让国家快速陷入内乱的局面。而推恩令手段温和，是温水煮青蛙的策略，用徐徐图之的方式将藩王分化瓦解。而执行推恩令的先决条件，还需要各藩王进入晚年，藩王家族具有换代的大背景。

明朝的历史环境却完全不同，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朱允炆即位时明朝外部威胁已经大为降低，经过徐达、蓝玉和朱棣多年的努力，北元的威胁已经被降到最低。朱允炆选择削藩的策略，不会被外部威胁所掣肘。同时明朝内部并未发生过削藩内战，朱元璋在世时对藩王的信任度很高，朝廷的公信力还存在。此时进行武力削藩，能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甚至能在藩王武力反抗前抢占先机灭掉对方。而且明朝建立的时间不长，各藩王还处于盛年，没有家族换代带来的内部矛盾，推恩令执行的基础不存在。

站在朱允炆的角度看，选择武力削藩是很正常的操作。因为推恩令的执行必须要在藩王家族换代是利用其内部矛盾，而以朱棣为首的藩王都处于盛年，这就需要朱允炆耐心等待这些藩王老死后，推恩令才能发挥效用。朱允炆即位时非常年轻，具备年轻人急躁气盛的毛病，不愿意等到朱棣等藩王老死后再削藩。而武力削藩则可以利用朝廷公信力，突然袭击打藩王一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的除掉各位藩王。在没有外部威胁，又存在内部投机可能的情况下，朱允炆选择选择这种方式虽然有些冒险，但成功率不低。

从明朝制度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推恩令执行的土壤环境。明朝的藩王和汉朝的诸侯王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势力基础不同，与皇室的关系也不一样。汉朝的诸侯王是以诸侯形式存在，有封地和在封地上任命官员的权力，而且这些封地上的税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归于诸侯王所有。诸侯王用封地的收益养兵，具有非常强大的私人军队。到了汉景帝时候，诸侯王的私人军队缺乏限制，使其急剧膨胀，对朝廷的统治产生巨大的威胁。晁错急于削藩的原因，便是这些诸侯王的军队已经直接威胁到朝廷。

明朝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藩王们虽然有封地，但封地的收益和官职都是归朝廷所有，藩王只能按照爵位领取相应的收入。藩王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田庄等经营性收益，但远远无法供养一支军队。明朝藩王只能任命府中的官职，而且长史等重要官职都是朝廷任命。他们并没有建立私人军队的权力，只能在朝廷许可下拥有一定的护卫。这些护卫的兵马数量不多，最强时也不过几千人。朱元璋时藩王指挥的军队大多是被分配的卫所兵，这些军队的根本大权还是在南京朝廷的五军都督府。明朝各藩王被任命为这些军队的指挥官，才具备调动军队的权力。

因此，不论是燕王府麾下的燕军，还是宁王府的朵颜三卫，都是国家设立的卫所军。因为要在边境防御北元军队的攻击，朱元璋把调动这些卫所军的权力赋予各个藩王，组成了以藩王势力为核心的长城防线，这便是所谓的九王塞边。为了养兵练兵的需要，朝廷又将当地的税收交给卫所兵，甚至让藩王兼管部分地方政务。而这些卫所兵在藩王们的带领下长期作战，军中被渗透得很厉害，便成了只听命于藩王，朝廷难以调动的状态。同时地方官府也被藩王势力渗透，对他们拥兵自重听之任之，放任他们窃取当地的资源，经营私人势力。

汉朝主父偃的推恩令，本质上是利用诸侯王家族换代的时机，将诸侯王的封地、资源、军队及地方官职任命权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由大划小形成逐渐分割的局面，以瓦解诸侯王势力对朝廷的威胁。由于明朝藩王不存在汉朝的那种诸侯封地形势，也就没办法重新分割。

藩王们经营地方虽然有大量的财富，但相对于养兵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分这些财产意义不大。藩王们拥兵自重的根本来源于边境地方卫所和官府的权力，这些权力来自于朝廷，藩王只是被任命了官职。朝廷收回官职，更换官员，却难以限制藩王的权势，因为他们对这些军队和官府渗透很深。

有人提出可以将藩王统领的卫所军分化，让他们的儿子来统领，一样会有推恩令的效果。实际上这种想法非常天真，也不符合逻辑。汉朝推恩令之所以执行得好，是因为老王爷去世后诸侯王家族兄弟内部争权夺利所致。朱允炆即位时，朱棣等一代藩王还处于盛年，即便把军权分给几个儿子，他们也不会在表面上争夺。就算几个儿子因利益分割导致不和，也会有老藩王出面解决，根本不会出现激烈的内斗。况且军权本身来自于国家，藩王世子和普通官员只是被授权带兵。普通官员需要藩王渗透操作，而封给藩王世子甚至连收买都省了。

因此汉朝的那种推恩令是无法在明朝发生效用的，高巍等人大多数书生之见，生搬硬套而已。倒是卓敬提出的迁移藩王的策略非常可行，可以把藩王也原来的地方官府和卫所军分开，以削弱藩王的势力，使其无法指挥原来的军队和官员。后来朱棣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削藩，最终解决了明朝藩王势力过大的问题。

但卓敬的策略在朱允炆时代不太好操作，因为那时候藩王太多，怎么迁移成了难题。如果执行不当，造成藩王互相勾结，问题也是非常麻烦。朱允炆性格急躁，又有很大的投机心理，所以也没有采纳这种执行起来比较繁琐的建议。但是他急功近利的武力削藩，最终却引发靖难之役，断送了自己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