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史,估计不少人都会琢磨一个问题:同样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多聪明,摆一桌酒,说几句软话,就把将领们的兵权顺顺利利收了回来,既不伤兄弟情分,又稳稳坐住了江山。可朱元璋呢?偏不按这个路子来,反倒对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下手极狠,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他不知道杯酒释兵权更省心、更得人心吗?其实真不是朱元璋傻,也不是他天生心狠,而是他根本没必要学赵匡胤,两人面对的摊子不一样,手里的底气不一样,选择自然也不可能一样。
讲透彻这一点,先得说说赵匡胤,他为什么非得用“杯酒释兵权”这种拐弯抹角的法子?

说白了,他也是没辙。赵匡胤自己怎么当的皇帝?陈桥兵变,部下把黄袍披在他身上,说白了就是武将拥兵自重,硬生生把他推上了皇位。他太清楚,五代十国那几十年的乱世,从来都是“谁手里有兵,谁就能当皇帝”,《新五代史·安重荣传》里那句“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可不是一句空话,是当时实打实的现状。
那时候的节度使、大将,手里不光有兵,还管着地方的钱和行政,士兵跟将领之间,更是绑得死死的——士兵认自己的将军,不认什么天子。
赵匡胤要是敢硬来,一道圣旨把将领免了,底下的士兵不买账,再闹出一个“黄袍加身”,他辛辛苦苦得来的江山,不就打水漂了?所以他才想出杯酒释兵权的主意,用富贵换兵权,让将领们主动交权,这哪里是高明,分明是被逼出来的办法。

可朱元璋的情况,跟赵匡胤比起来,简直是两码事。朱元璋是什么出身?乞丐、游僧,一步步从最底层爬上来,江山不是别人送的,是他带着徐达、常遇春这些人,一刀一枪拼出来的。手下的这些将领,不管本事多大,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的荣华富贵,全靠朱元璋赏,说白了,根本没有跟朱元璋抗衡的本钱。
元朝末年的乱世,早就没有了五代十国那种士兵依附将领的规矩。不管是元军,还是各路义军,士兵们跟着谁干?不跟着某个将领,只跟着能打胜仗、能让他们活下去、能给他们一口饭吃的君主。朱元璋麾下的士兵,心里认的是朱元璋,不是徐达,也不是常遇春,就算朱元璋罢免了某个将领,士兵们也只会听朱元璋的号令,绝不会跟着将领造反。既然凭一道圣旨就能搞定的事,朱元璋又何必多此一举,摆一桌酒费那口舌?

而且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也不是收了兵权就完了,那只是他军事改革的第一步。收了兵权之后,他还要把军队拆分开,精锐的都调到京城当禁军,归自己直接管,剩下的老弱残兵留在地方当厢军,只能干些杂活,再加上将领频繁调动,不让他们跟士兵长时间相处,这一套下来,才算是真正稳住了皇权。
可朱元璋的办法,比赵匡胤这一套彻底多了,根本不用靠杯酒释兵权做铺垫,他推行的卫所制,从根上就解决了将领拥兵自重的问题,何必要学赵匡胤的迂回?

据《明史·兵志》记载,朱元璋在全国所有要紧的地方,都设了军卫,一个军卫满编五千六百人,下面再分千户所、百户所,一层管一层。这些军卫不归任何将领管,直接归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管。
将领们平日里只能带着士兵训练,手里没有调兵的权力,遇上打仗了,五军都督府才会给将领发印信,凭着印信才能调兵;等仗打完了,印信得交回去,士兵们各回各的卫所,将领和士兵再没有半点牵扯。这样一来,将领就算有心思拥兵自重,手里没有兵,没有调兵权,又能掀起什么风浪?

朱元璋还在卫所里搞屯田,《明史·食货志》里说“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北方边境战事多,就多留些人守城,少些人种地;中原腹地太平,就多些人种地,少些人守城。卫所种的地都是国家的,收的粮食直接供给军队,不用国家额外花钱养兵,既省了国库的钱,又把士兵拴在了卫所里——士兵们忙着种地、守城,哪里还有心思跟着将领闹事?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定了军户制度,士兵的户口单独算,叫军户,跟普通老百姓的户口分开,军户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得当兵、屯田,这样一来,兵源也有了保障,将领们想私下招兵买马,更是不可能。

有人说,朱元璋不搞杯酒释兵权,就是因为他多疑、心狠,可这话太片面了。赵匡胤搞杯酒释兵权,是因为他没底气硬来,只能用温和的办法;朱元璋不搞,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底气,有更彻底的办法,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再说了,杯酒释兵权也不是什么完美的办法,宋朝后来重文轻武,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弱,打不过辽、打不过金,到最后被蒙古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赵匡胤当年的军事改革留下的后遗症。而朱元璋的卫所制,在明朝前期,确实稳住了皇权,守住了边境,只不过到了中后期,卫所制慢慢烂了,才出现了各种问题。
说到底,朱元璋不效仿赵匡胤搞杯酒释兵权,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意气用事。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是乱世里的无奈之举,是没底气后的妥协。
朱元璋的办法,是他凭着自己的底气,量身定做的集权之法,更直接,也更彻底。
两个人所处的时代不一样,手里的底牌不一样,面对的问题不一样。
既然如此,朱元璋又何必非要学着赵匡胤的样子,多此一举呢?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
[2](清)张廷玉等. 明史
[3](明)宋濂等. 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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