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5日清晨，北京大雪初霁，中央军委作战室灯火通明，一份“关于最后25万志愿军回国”的加急电报摆在桌面，安置难题已无可回避。

四年半前的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时，战场上尚有130万中国官兵。战争虽然止息，可这支庞大部队撤回后谁来管饭、谁来管住？当时的国内财力、人力都捉襟见肘，中央被迫下令“先留五年”，用时间换空间。

留得其所，并非消极等待。志愿军在朝鲜掘壕沟、修公路、盖民房、筑水库，五万间房子、四千多座桥梁、无数公里的道路，让废墟上重新升起炊烟。饥荒来袭时，部队省下三成口粮送到百姓家中，民众回赠土豆与鸡蛋，互称“亲戚”。

外部压力一刻没散。美国第八集团军依旧屯兵三八线，航空母舰游弋釜山外海。中国部队继续驻扎，既是重建的劳力，也是随时可以点燃的火力，美方不敢轻启战端。

转折在1957年底出现。金日成主动致电，建议中国尽快撤回剩余部队，“国家要靠自己站起来”。毛主席赞同，决定在次年春天启动撤离，但两个条件必须满足：国内要吃得消，半岛不能留下真空。

此刻，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带着厚厚一摞统计表抵京。他提出“分区消化，梯次抽调”六字方案：先撤十万补充济南、北京两军区缺口；再撤十五万就近编入沈阳、长春，以便随时声援；余部分散至华北、华中，用工改兵、屯垦结合的办法自给自足。

方案抓住三点要害：一是不给国内粮秣仓库添过重负担，二是让老兵把实战经验带进新建的炮兵与装甲兵部队，三是撤得有节奏，让美军搞不清北方究竟还剩多少中国人。毛主席看罢，拍板：“按他说的办。”

1958年3月18日凌晨，新义州站灯光微弱，第一列军列悄然向北启动。车厢里，战士刘长胜压低声音对同伴说：“回去后，先把爹娘接出来看看这条江。”几声爽朗的笑，把窗外寒意都驱散。

美方情报部门察觉动向，却摸不准规模，未敢轻举妄动。试探成功后，第二批、第三批齐头并进。10月25日，正值志愿军入朝八周年纪念，最后一批官兵踏上鸭绿江大桥，至此异国征战画上句点。

归国后的老兵没有闲置：有人进入三线工地挖隧道，有人守卫新组建的导弹营，也有人拿起铁锤修筑铁路。凭着战场磨出的纪律，他们在和平建设中再度发光。

不得不说，杨勇的梯次安置方案让130万英雄全部各得其所，没有出现一人流落街头的窘境；同时，半岛北方的安全屏障在暗处保留了机动回旋余地，使对手始终捉摸不透。这一次悄无声息的大撤离，成为新中国建军史上组织力与统筹力的生动注脚，也让“最可爱的人”真正踏上了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