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黎明之剑》拿来和乌贼的《诡秘之主》对比，其实并不合适，因为他们的题材并不相同。如果一定要拿《黎明之剑》和乌贼的某部作品对比，那也应该是《奥术神座》。因为这两部作品的题材具有相似性，都可以说是“异界工业种田文”，都讲的是穿越者主角来到存在魔法的类中世纪异界，然后用科学思维解析魔法，领导进步阵营，推动工业革命，引领时代变革的故事。只是两者所代表的进步势力不同，路西恩（《奥术神座》主角）类似于英国的资产阶级新贵族，通过新兴阶级领导的议会推动社会变革，而高文（《黎明之剑》主角）则类似于普鲁士的开明君主，通过建立一个高效的官僚体系推动时代发展。

但我这里想谈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任何题材的通俗文艺作品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只能出现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代表特定的社会思潮，是特定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我们今天看到的幻想类通俗文艺作品，有不少题材都是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因此，这些幻想类作品，也可以看成是理性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理性精神运动史，同时也是不同题材的幻想类作品的诞生史。下面，我将重点探讨三种题材的作品：1.异界工业种田题材；2.克苏鲁题材；3.反乌托邦题材。

一、异界工业种田题材：理性的崛起

这类作品的主角是现代文明的代表，他手握理性之光，却被抛入了一个黑暗、野蛮的世界，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境。他注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腐朽的旧势力斗，他要改造一个旧世界，再创造一个新世界，让理性之光普照万物。这是一个光明战胜黑暗，理性战胜野蛮和愚昧的传奇故事，是一部英雄主义、进步主义的史诗。这也正呼应着《黎明之剑》这个题目，理性就是光明，黎明之剑就是理性之光劈开黑暗，普照万物。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还有一类作品也可算是相似题材，即人类身陷险境，运用科学知识和卓越的行动力拯救自身的故事，例如电影《火星救援》《流浪地球》都是此类代表，这类作品可称之为科学救世题材，它和异界工业种田题材拥有类似的主题。

它们都代表一种启蒙主义的理想，相信：自然是可知的，理性是万能的，人类可以凭借理性掌控整个世界。只有在现代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确实为社会带来进步，为人类带来福祉的时代，作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读者也才会接受这样的作品。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感到理性，包括由理性所延伸出来的科学技术、工业体系、官僚制度，都是为自身服务的，是自身力量的延伸，理性的强大，也就是人自身的强大。主角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浮士德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永不满足，他牢牢的掌握理性之光，让理性为自身服务，正如浮士德能够牢牢的掌握梅菲斯特这个魔鬼，让它为自身服务。

这类作品最早的代表，我认为是《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是一个新兴的英国资产者形象，他流落荒岛，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一无所有中建立了一个新乐园，只不过荒岛上并没有工业，只有农业和手工业，当然还有奴隶制，这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此后的代表则是凡尔纳的《神秘岛》，凡尔纳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19世纪中后期），他的一系列科幻作品也都体现了这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精神，相信人定胜天，相信理性万能，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仍处于上升阶段的精神。再之后，美国黄金时代（20世纪30-60年代）的科幻作品继承了这种精神，相应的，欧洲霸权也被美国霸权所取代。社会主义阵营同样继承了这种精神，所以苏式科幻美学和美国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品拥有非常类似的气质。而刘慈欣也继承了这种气质。这不仅是因为刘慈欣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在新中国的文化血脉中，天然拥有这种气质，也是因为他本身就深受黄金时代科幻作品的影响。

这类作品在网文中也有不少代表作，除了此前提到的《黎明之剑》和《奥术神座》，还包括《放开那个女巫》、《位面小蝴蝶》、《这穿越的画风不对啊》（哈利波特卷）等。这也是因为我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历程，不仅为当代社会积淀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让人民确实享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累累硕果，也为创作者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那些艰苦卓绝的大建设，那些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化身为网文中那些经典的剧情和人物，带给读者以持久的震撼。读者所以会对这些故事产生强烈的共鸣，就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每一次阅读，都会反过来加深我们对自身历史的理解，乃至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理解。

二、克苏鲁题材：非理性的反抗

克苏鲁题材是对凡尔纳式的理性乐观主义科幻题材的一种反动，是非理性对启蒙理性的一种反抗。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世界是不可知的，理性是无力的。

从时代背景来看，凡尔纳（1828年-1905年）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高歌凯进的时代，其内部危急还没有彻底爆发出来，人们对理性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相应的，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也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而到了克苏鲁神话的创始人洛夫克拉夫特（1890年-1937年）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全面爆发，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理性文明的信心已经彻底破灭了。

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是局部生产的理性化和整体生产的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洛夫克拉夫特的眼中，理性只是表象，非理性才是本质，世界是诡异、怪诞、疯狂的，邪神是不可名状的。克苏鲁文学中的恐怖邪神，站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视角上，就是理性背后的非理性，就是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就是由这种矛盾必然会引发的无产阶级的暴动，这是不可名状之物，是完全无法用理性把握的“物自体”。在《黎明之剑》和《诡秘之主》中，都有对底层悲惨遭际的描写。但《黎明之剑》中的底层人民是封建农奴，他们的悲剧是前现代社会的悲剧，是物资匮乏和封建等级制的压迫，是可以用现代化和工业化解决的问题，这是可以用理性解决的问题。而《诡秘之主》中的底层人民，则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饱受摧残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悲剧正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产物。从工人阶级聚集的贫民区涌现出来的邪神，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体现，这本身就很符合克苏鲁题材的想象。

在同一个时代的东方，另一个文学大家鲁迅，同样写出了“克味”十足的小说，这就是《狂人日记》。这绝不是偶然，尽管远隔万里，但他们同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中，因此感受到了类似的危机。只是鲁迅处在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之中，他的感受，他的作品也有了自身的特色。但这种文明表象背后的疯狂，恰恰预示着危机的全面降临。

从哲学角度来看，18世纪的启蒙主义哲学，对应凡尔纳式的科幻，而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克苏鲁科幻，顶级思想家对时代的把握总是比通俗文艺要快上一步。启蒙主义将理性奉为上帝，用理性批判一切，审视一切，而哲学发展到康德这一步，理性又反过来批判自身。康德是一个哲学上的转折点，他既是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又通过他的批判哲学，为理性划定界限。他划分了现象界和物自体，认为人类的认识受限于先天认识形式，只能抵达现象界，无法抵达物自体。

克苏鲁小说《马恩的日常》的开篇，就是在探讨认识论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切入点。主角马恩孜孜不倦的渴望超越人的认识极限，真正抵达事物本身。这其实也正是康德的问题，人的认识如何能抵达物自体。而叔本华哲学则是将物自体直接说成是非理性的意志，是无限涌动、永不满足的生存意志，这已经有了一点“克味”了。这种“现象界”和“物自体”的二元对立，其实正呼应“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文明世界”和“邪神世界”的对立。只是叔本华哲学追求的是通过对生存意志的否定，抵达宁静和谐的涅槃之境，这是一种古典式的理想，和克苏鲁的癫狂风格分道扬镳了。

按照费尔巴哈的说法，“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神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人类拥有怎样的社会结构，怎样的精神世界，就会有怎样的神明。在传统社会，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没有完全分裂开来，真、善、美还是统一的，人们将本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一面提纯出来，结合为一种神圣理性，将其扩展到无限，并投射到彼岸世界，这就是全知全善全能的神。从人类的精神世界而言，人对神的信仰，就是对自身神圣理性的信仰，而神对人的统治，则是神圣理性对世俗欲望的统摄。从社会结构而言，则对应于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是教士、贵族对平民、奴隶的统治。

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主体性哲学的发展，伴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推进，人类的理性和非理性彻底断裂开来了，真、善、美不再是一体的了，一方面是工具理性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非理性被不断的推入“物自体”的“深渊”，现代性的危机降临了。克苏鲁题材正是现代性危机的体现。克苏鲁背景中的邪神是人类非理性一面的异化。克苏鲁神话的特点是神秘、恐怖、不可理解，同时又不由自主的引人向往。因为它所代表的，正是完全抽离了一切理性的原初混沌。正是因为人类理性文明的高度发达，才能反过来抽离出这种极端的非理性。人们在此岸世界建立了理性王国，就将非理性的杂多抛射到了彼岸世界，彼岸世界也就成了邪神的乐园。对这尊邪神，人类是既渴望，又畏惧的。投入其中，就意味着丧失一切理智，陷入彻底癫狂，但也意味着摆脱一切桎梏，获得真正的自由。

三、反乌托邦题材：理性的异化

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当现代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现代性的危机暴发出来，必然会产生理性的异化。理性不再是人类的本质性力量的外延，而是转化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人本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理性的异化会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相应的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理性是“邪恶”的，人生是痛苦的。

19世纪中叶，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发展，产生的是凡尔纳式的理性乐观主义的科幻作品。而到了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科幻作品中的乐观情绪就逐渐消失了。再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全面爆发，这时出现的则是克苏鲁式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幻作品。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各国普遍建立起了异常强大的国家机器，苏联依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迅速崛起，美国进行了罗斯福新政，德国则走向法西斯主义道路，欧美各国普遍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盛行。由此产生了理性异化的第一种形态，即现代国家的异化，出现了以《1984》（1949年）为代表的反乌托邦作品。

有人认为，《1984》隐喻的是苏联，也有人认为，隐喻的是纳粹德国、大英帝国，但其实他们都对，也都不对。因为这种老大哥式的国家机器，是所有现代国家的通病，它体现的正是现代国家的异化。英、美、德、苏各国虽然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都是典型的现代国家，都有着异常强大的国家机器。强大的现代国家本来是人民的造物，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但它却反客为主，反而凌驾于人民之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成为支配人民的巨怪，强大的“利维坦”。现代国家的异化当然不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的，只是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力量异常强大，异化的程度也显得异常极端。苏联的诞生本是为了克服现代性的危机，但为了应对严酷的内外危机，为了完成工业化，为了打赢世界大战，最终还是建立起了一个异常强大的现代国家机器，还是不可避免的走上了异化之路。

随后，经历了60年代左翼运动的冲击，70年代的经济危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难以为继，伴随着里根、撒切尔的上台，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自由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产生了新的思潮，反对国家干预，削弱政府职能，反对凯恩斯主义，鼓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蓬勃发展，大型跨国公司崛起，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一个“赛博空间”出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由此产生了理性异化的第二种形态，即现代企业的异化，赛博朋克题材应运而生（《神经漫游者》1984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互联网空间刚出现时，人们满以为这是一片自由的国度，可以供人们自由的翱翔，可最终却演变成了少数科技公司的领地。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名，最终却走向自由的反面。

赛博朋克题材体现的是理性的异化。其典型背景往往是巨型垄断企业通过发达的技术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整个社会主流层面被冷冰冰的工具理性牢牢掌控，非主流的底层社会则充满了无序混乱，黑帮横行。上层社会的秩序性和底层社会的无序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典型特点是“高科技，低生活”。一方面科技无比先进，另一方面人民的生活却畸形而痛苦。因为科技只是公司谋取暴利和支配人民的工具，科技越强大，公司对人民的压迫和控制就越严密，人民也就越痛苦。科技本是人类力量的延伸，科技公司本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本该造福于人，但在赛博朋克世界中，畸形发展的理性却反而成为了压迫人，控制人的工具，这是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的顶点，就是诞生出人工智能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科技造物。它们要反过来统治人类，甚至消灭人类。人工智能就成为了新时代的神明，它是工具理性的异化。（而上帝是神圣理性的异化，克苏鲁邪神是非理性的异化。）

这种理性异化的现象，从主角的角度也能看出来。赛博朋克故事的主角往往是掌握尖端技术的都市游侠，一方面游走在混乱的底层社会，一方面以个人或小团体的方式反抗着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理性秩序，但这种反抗在强大的科技力量面前总是显得异常无力。这和《黎明之剑》一类的异界工业种田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的主角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独行侠，强大的理性秩序是禁锢自由的囚笼，也是不可战胜的死敌。而后者的主角虽然也强敌环伺，但他们往往掌握着一个强大的现代组织，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小团体在战斗，而是作为一个理性秩序整体在行动，他们就是这套理性秩序的化身。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将现代社会分为三个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其中，《1984》大体对应国家的异化，赛博朋克题材大体对应市民社会的异化。类似的还有刘慈欣的作品《赡养人类》（2005年），他所构想出来的1个富人和20亿穷人的世界，“执法机器”和“终产者”的概念，也大体对应市民社会的异化。反乌托邦作品大体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两个环节（市民社会、国家）异化的想象。

家庭这一环节的异化，似乎不大可能和反乌托邦作品对应上，因为家庭是“直接的普遍性”，是由血脉亲情凝结而成的伦理实体，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前现代的领域。由家庭的异化导出的是对传统社会的回溯，而反乌托邦则是对未来社会的悲观想象，两者很难兼容。如果一定要对应的话，也许《使女的故事》这类极端父权制的反乌托邦，可以算是家庭的异化。法西斯政体以前现代的血脉纽带和伦理信仰作为共同体的核心进行政权组织，实际也可以看成是家庭的异化。但不同的法西斯国家也有差异，总的来说，德国法西斯政权更接近于一个现代国家，而日本法西斯政权更接近于一个家族。大日本帝国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带有浓重的封建残余，工业化程度也很低，其法西斯化的过程，也是以天皇制为核心自上而下推进的，整个帝国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以天皇的神圣血脉为轴心凝结而成的巨型家族，这套体制可以看成是“家庭”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