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68年一个深夜，周恩来刚躺床上，准备睡觉。警卫员关了灯，正要走出房间，总理突然问：“你在我这里工作几年了？”   1968年的深夜，中南海西花厅的灯一盏盏灭了，警卫员小高刚关掉台灯，脚步还没迈出去，就听见床上传来一句话。   "小高，你在我这里工作几年了？"   小高愣住了，转身答道："已经8年了，总理。"   8年，这个数字在黑暗里显得格外沉重，67岁的周恩来，声音里带着常年熬夜留下的沙哑，但接下来的话，让小高心里一紧。   周恩来没聊家常，而是破天荒地跟这个年轻人交了底，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有些事情难免想不周全，这可不是客套话，而是一次真正的"权力交心"——他要求身边的人，不能只会端茶倒水、铺床叠被，得把思想境界提上来，关键时刻要敢给他挑毛病、纠偏差。   说完这些，周恩来话锋一转，直接点到了要害：在总理身边干活，最容易飘，他盯着小高问：你们有没有打着我的旗号，去地方上狐假虎威？   紧接着，他翻出了一笔旧账——上海试制的报温器。   一听说工作人员拿来"试用"了，周恩来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过来：给钱没有？你懂技术吗？为什么不请示？   小高低着头，承诺一定认真检查，周恩来这才停下来，在他眼里，所谓"试用"，说白了就是变相的特权，这种小口子不堵死，早晚要出大问题。   这种清醒，可不是嘴上说说，翻开1968年的账本，每一笔都写得明明白白。   在中南海，在人民大会堂那些熬到后半夜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有一条铁规矩，按当时的规定，晚上11点以后的夜餐可以免费吃，但他每次都坚持自己掏8毛钱，按白天的标准结账。   8毛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但对周恩来来说，这是守住共产党人底线的成本，一分都不能少。   如果你在1968年的清晨六点走进西花厅，你会看到一个老人正在跟时间赛跑，他一边刷牙，一边在洗漱台上摊开厚厚的文件，早饭简单得让人心酸：一碗清粥、两个煎饼、一碟咸菜。   这不是作秀，一人、两菜、一汤，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饮食标准，这种平等，不只在红墙里头。   1968年的视察途中，他能蹲在田埂上跟农民一起啃窝窝头，能在车间里跟工人共饮一碗豆浆，甚至在水库工地的篝火边，跟民工分着吃干粮。   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却能跟最普通的老百姓坐在一起吃饭，这种时刻，身份的边界就这么消融了。   但1968年，不只是自律的一年，也是病魔开始露出獠牙的一年。   长期每天睡不到四五个小时，67岁的周恩来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有一次，他独自在办公室里晕倒了整整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知道。   醒来之后，他第一反应不是叫医生，而是扶着桌角站起来，继续批那堆永远处理不完的文件，更让人揪心的是，他还给身边人下了封口令：这事不许往外说。   时间一晃就是几年，到了74岁那年，肺癌已经藏不住了，老朋友们苦口婆心劝他歇一歇，他却说出了那句让无数人泪目的话：   "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留给党和人民。"这是一场极度贫瘠的生活与极度奢侈的精神之间的博弈。   周恩来这一辈子，似乎都在定义一种"反向的奢侈"：物质待遇压到最低，时间、精力、思想，却全部无保留地砸在了国家的命运上。   如今再回头看，这种奉献依然像那晚西花厅的月光，冷冽而透亮。   这不只是一个关于清廉的故事，这是一个纯粹的人，用极致的克制，换来了一部大国总理的生命长诗，直到最后一刻，他的脊梁，从未弯过。  信源：周恩来业绩室首页--毛主席纪念堂--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