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十四年后，真正的凶手落网，法院却判真凶无罪当庭释放。 江国庆出生在新北市永和区，父亲江支安从纺织业起家，转而经营旅馆，提供家庭稳定的经济基础。江国庆作为小儿子，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军队服役，先在空军飞虎梯次接受训练，后转到作战指挥部处理日常事务。家庭对他寄予期望，他通过书信分享军营经历，提到训练的严苛和坚持的必要性。调查过程显示，他与案发现场证据不符，包括DNA比对结果。军方锁定他后，审讯环节出现翻供，法庭未予重视。江支安在儿子枪决后开始申诉，耗费家产走访机构，但未能亲见正义恢复。江国庆的经历反映出军中体系的压力和普通士兵的脆弱位置。 1996年9月12日，空军作战指挥部福利站厕所水沟发现女童尸体，下体伤势严重，伴随钝器痕迹。军方组建专案小组，调查福利站相关人员，找到疑似凶器并筛选嫌疑人。测谎检测中江国庆未通过，随后接受长时讯问，反情报队使用电击等手段获取自白。自白内容含糊，却被空军高层宣布为破案依据。起诉后初审中江国庆翻供，指出刑求事实，但判决仍为死刑。覆审环节发回更审，最终维持原判。立委公开质疑审判程序，反情报队无司法资格却主导调查。证据矛盾包括凶器与伤口不匹配，DNA鉴定不符。另一嫌疑人许荣洲自述细节吻合现场，但军方以精神异常为由拒绝采信，并奖励办案人员。 反情报队在讯问江国庆时采用多种强制方法，持续施压导致自白产生。法庭接受这些内容，尽管现场体液检验显示不匹配。许荣洲的供述被忽略，军方坚持原有结论。空军司令下令反情报队介入，办案速度快，专案组短时间内结案。案件从发现到执行仅用几个月，暴露军法体系的仓促。枪决执行在桃园基地，江国庆写下遗书列出名单，遗体交给家属。舆论压力下军方未调整立场，遗书长期列为机密。办案军官无人受惩，名单涉及多人。军中反情报队像专权机构，司法跟进不足导致问题积累。 江国庆案从调查到枪决仅57天，军方追求绩效忽略证据链薄弱。许荣洲被捕时提供吻合细节，自述未获重视。审判过程推定有罪，忽略矛盾点。枪决后家属领尸，江支安挂起名单记录军官姓氏。申诉多年未果，家产变卖用于奔走。案件暴露反情报队越权，刑求成为常见手段。士兵目睹过程但受军令限制无法发声。军方主导全程，警方介入受阻。遗书内容多年后才部分公开，显示冤枉名单。军官升迁未受影响，陈肇敏转任要职。司法体系在军中案件的滞后性显露无遗。 2011年台北地检署传唤许荣洲，他承认涉案但证据不足，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审高等法院改判无罪，当庭释放。最高法院驳回上诉，许荣洲无罪确定。他申请补偿，按羁押天数获赔新台币。北部军法法院再审江国庆案，核对证据后判无罪。家属获赔超过亿元新台币。办案人员逾追诉时效，未受刑事责任。女童案真凶至今未明。江支安早逝未能见证平反，申诉过程消耗家庭资源。案件再审显示原判瑕疵，军法改革呼声随之而起。 江国庆的平反过程涉及多方证据重审，DNA技术进步提供新视角。许荣洲案一审基于自述，二审强调证据不足。补偿机制启动，许荣洲获赔金额按标准计算。江国庆家属赔偿包括精神损害部分。军方内部嘉奖被撤销，相关文件调整。舆论持续关注，推动军法透明度提升。案件成为台湾司法史上标志性冤案，影响后续类似事件处理。真凶未定留下的空白，提醒调查需谨慎。家属在平反后低调生活，避免媒体过多干扰。军中反情报队角色受到检讨，权限界定更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