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经过花园时，感觉身后有双眼睛在盯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花匠，看到花匠时，周总理暗道：“这个花匠有问题！” 1949年的中南海还带着火药味，院子安静得有些发紧。 那天周总理从花园走过，手里夹着文件，心里盘着要向毛主席汇报的事。走到一半，后背忽然一紧，像被冷针扎了一下。 多年和特务打交道的人，对这种感觉格外敏感。 周总理停了停，回头，视线绕着花坛扫过去，只看见一个花匠弯着腰修剪树枝。 画面看着寻常，花匠穿着工作服，剪刀一张一合。 总理的目光落到他脸上时，那人突然一僵，神色发窘，眼神乱飘，手指一抖，剪刀险些落地。 这样的神态，对普通人是紧张，对周总理来说，就是破绽。 当年在上海，他创办中央特科，训练地下党员，查特务、救同志都在刀尖上走。特务怎么装样子、什么时候会露怯，他门儿清。 中南海花园本应最安全，如果连这里都混进心术不正的，那就不是小毛病了。 向毛主席汇报完，周总理把花园那一幕讲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只一句话：“这个花匠不对劲，查，别只抓人，把他背后的线抖出来。”罗瑞卿听完脸色沉下去，中南海保卫要出事，他这个公安部长也抬不起头，当场挑了两名跟踪最利落的便衣，让他们盯住这名花匠。 花匠照常进出中南海，看上去若无其事，脚步却飘。 出了门，东拐西绕，爱往小路钻，还时不时回头看。 两名便衣吊在后头，不贴得太近，也不轻易丢，心里渐渐有数：这人心里有鬼。 转到城东，花匠钻进一家小面馆，要了一碗面，吃了几口，又推开里间的门走进去。 一个便衣贴到门缝边听动静，另一个赶回去搬人。 门缝里传出两个人的声音，一个是花匠，带着后怕，说那天在花园盯着周总理一会，对方像背后长了眼睛，猛地回头盯他一眼，自己冒冷汗。 另一个声音更稳，是段云鹏，这个名字在北平地下活动里早挂在案头。 段云鹏承认，周总理不好对付，要在他眼皮底下搞动作，得拼命。 花匠声音越说越虚，显出退缩。 段云鹏没拍桌子，只是把脚边一个小木箱拉过来，打开，一排金条整整齐齐。花匠喉结动了一下，眼睛盯着不放，手也慢慢伸过去。 钱之外，还有许诺。事成之后，还有一笔赏金，还能送他去台湾。 要是临阵退缩，这箱金子一块拿不走。花匠咬咬牙，接过木箱，说：“这几天就动手。” 屋外的便衣听到这里，心里已经清楚，这不是随便窥视，是奔着性命来的。 就在这时，段云鹏话头一顿，像闻到不对劲的味道，翻窗溜走，只留下抱着金条的花匠愣在屋里。 增援赶到，公安干警踹开房门，把花匠按在地上，从里间翻出一部电台。 另一队人马冲进花匠家里，在抽屉里摸出一张中南海地形图。地图上线条画得很细，两个红圈特别重，一个圈着菊香书屋，一个圈着西花厅。 菊香书屋是毛主席居住读书的地方，西花厅是周总理日夜忙碌的所在。 两处被红笔同时圈出，意思不用多说：目标就是刺杀最高领导人。周总理在花园那一眼要是慢一点，中南海的风险就大得多。 花匠被押回去审讯时，态度硬，嘴巴紧，摆出一副“大不了一死”的样子。 罗瑞卿把情况报上去，周总理想了想，只说：“见见他。”不久，花匠被带进一间屋子，抬头就对上那双眼睛，心里一哆嗦，花园那一幕又窜出来。 周总理没呵斥，只是平静地问他从哪里来，干过什么活。 花匠慢慢放低声音，吐出真名，叫张天祥，本是社会上的混混，当年干过一阵子花匠活，被人一游说，就带着贪念进了中南海。 段云鹏拿钱砸他，让他画中南海地图，摸清毛主席和周总理住在哪，专门盯着菊香书屋和西花厅，还许诺事后送他去台湾。 问话一轮落下来，不骂人，也不吓人，只把利害摆在桌上：几根金条换一条命，还要搭上家里老小。张天祥原本绷紧的那根弦松了，态度来了个大转弯，把见过什么人、传过什么话，一桩桩交代出来。 顺着这些供述，段云鹏的影子越来越清楚。 这人早就在北平做了不少坏事，如今又把手伸进中南海。无论躲到哪里，都要想法子抓回来。 段云鹏先跑去了台湾，一时够不着，案子压在档案里。 反特工作从救火，变成有计划地织网，等的就是他哪天再露头。 1954年，这个人终于又摸回大陆。 消息一冒头，罗瑞卿启动早准备好的布置，网一张开，段云鹏刚一露面，就被收入其中。这回他没路可逃，被押进审讯室的时候，明白对面早握着底牌。 周总理再次出面，事情一件件摆开，让他看清这几年累下的账。 段云鹏撑了一阵，终究顶不住，心理防线崩塌，把潜伏在北京的特务点、联系人，一一说了出来。 几个人的起落，放在那几年里，分量不轻。 花园里的一个眼神，城东面馆的一扇门，抽屉里的两个红圈，再加上几年后那场“回头抓”，把一条暗线扯断，也把中南海的防线又勒紧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