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牺牲后，妻子筹措安葬费，鲁迅捐了五十，汪精卫捐了一千。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平被害，年仅38岁。 ​​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才从羁押地被放回家。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次日清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看到头版消息，哭着跑回来。 ​​赵纫兰当场昏厥，醒了又昏，反复数次，从此卧床不起。​​几个年幼的孩子围在床边，不知所措。​​这个家，就这么散了。​​遗体的事没有人敢管。 ​​那是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但凡与李大钊沾边，都可能引火烧身。棺木最终停进了宣武门外下斜街的浙寺，一放就是六年。 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给革命者收尸下葬，几乎等同于拿全家人的性命赌博。赵纫兰一介弱女子，拖着病体，带着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连出门求人都成了奢望，更别说凑齐一笔可观的安葬费用。鲁迅得知消息后，当即拿出五十块大洋送到李家，这笔钱在当时足以支撑普通百姓大半年的生计，他与李大钊相交莫逆，敬佩其为家国奔走的赤诚，这份捐助不带半点功利，纯粹是对挚友的惋惜与道义上的支撑。 反观汪精卫，出手便是一千块大洋，数额是鲁迅的二十倍，可这份慷慨背后，藏着的却是最虚伪的政治算计。彼时的汪精卫，正处在国民党权力核心的边缘，他需要借着悼念革命先烈的举动，包装自己“革命者继承者”的身份，博取社会舆论的好感。他从未真正认同李大钊的信仰，甚至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一步步走向背叛民族与革命的道路，这笔捐款，不过是他粉饰门面的道具，与鲁迅发自内心的情义相比，显得格外廉价。 六年时间，李大钊的灵柩一直停放在浙寺的角落，无人敢轻易提及，无人敢牵头安葬。赵纫兰拖着病躯苦苦支撑，一边抚养孩子长大，一边默默等待能让丈夫入土为安的那一天。这六年里，时局动荡不休，曾经的所谓“同志”各奔前程，有人飞黄腾达，有人背弃初心，真正记挂着李大钊身后事的，始终是那些无权无势却心怀正义的普通人。 直到1933年，在北大师生、社会进步人士的共同奔走下，李大钊的安葬事宜才终于提上日程。赵纫兰耗尽半生心力，总算让丈夫得以安息，而她自己也在同年撒手人寰。同样是捐款，鲁迅的五十块，是文人风骨与人间真情的写照，汪精卫的一千块，是政客作秀与野心的遮羞布，金额的差距，从来衡量不了人心的重量，更定义不了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历史从不会被金钱蒙蔽双眼，谁是真心为国，谁是假意谋私，时间早已给出了最公正的答案。李大钊用生命践行信仰，即便身后凄凉，也永远被后人铭记，而那些借着先烈博取名利的人，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