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原本谈笑风生的邓小平突然沉下脸来，声音严肃地说：“全中国，只有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能得到这样特殊的肯定，这个人就是钱伟长，一位把一生都交给祖国需要的科学家、教育家。 钱伟长191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家里是书香门第，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爱读书，尤其偏爱文科。1931年，他凭着优异的文史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他的中文、历史都是满分，可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和化学加起来才20分，是个典型的“偏科生”。 可就在他入学没几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国家陷入危难。钱伟长看着同胞受难，心里又急又痛，他清醒地意识到，光靠文科救不了国，要想赶走侵略者，必须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工业，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物理和工科知识。于是，他下定决心，放弃自己擅长的历史系，转到物理系，从头学起。 转行的难度可想而知，他基础极差，别人一节课就能听懂的内容，他要花几倍的时间去钻研。每天天不亮就去教室背书、做题，深夜还在实验室钻研，凭着这股韧劲，他只用了四年时间，就从物理“差生”变成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最优秀的学生，顺利毕业并考上了研究生。 1940年，钱伟长远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深造，跟着著名教授辛吉研究力学难题。两年时间里，他和导师合作，攻克了“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这一世界性难题，还拿到了博士学位。 后来，他又被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邀请，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工作，和钱学森一起，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导弹，他发表的《变扭率的扭转》一文，成为弹性力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还和爱因斯坦等知名科学家的文章一起，登在了冯·卡门的祝寿文集里，当时他是唯一的中国青年学者。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伟长放弃了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那时候，国内的力学领域一片空白，他主动扛起责任，在清华大学任教，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所有力学课程，还开创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力学专业，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力学人才，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哲敏。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的担子更重了，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还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4年到1956年，他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规划，提出重点发展原子弹、导弹、计算机等6个关键领域，这些建议得到了钱学森、钱三强的支持，周恩来总理还把他们三人并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 他的科研之路并不顺利，1957年，因为提出的教育观点与当时的苏联模式相悖，他被划为“右派”，撤销了所有职务，下放工厂当炉前工。可他没有消沉，反而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工人一起建造了热处理车间，还设计制造出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解决了工厂的生产难题。 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他研究坦克电池，他以前从没接触过电池领域，就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所有和电池有关的单位，查阅了300万字的资料，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研制出比美国通用公司产品性能更高的坦克电池，为我国的国防建设立下了大功。 1982年，国家急需有能力的人才整顿教育、发展科技，有人向中央推荐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可当时他已经69岁，超过了干部任职的年龄限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才做出了那个特殊的指示，明确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1983年，钱伟长到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当时这所学校非常落后，已经两年没有校长，全校学生还不到1000人，被人称为“四等学校”。他一到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规定一二年级不分专业，让学生先打好基础；强调学校要和企业合作，搞产学研结合，让学生学到的知识能真正用到实际中；1992年，他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和专业，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推广开来。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等三所学校合并，成立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继续担任校长。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大学发展迅速，1996年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高校之一，2007年在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排名第一。 他还提出“拆除四堵墙”的理念，打破学校与社会、各专业之间的壁垒，让上海大学的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如今已经成为国家“211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拥有31个学院、86个本科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加起来超过4万人。 钱伟长在校长岗位上一干就是近30年，直到2010年，97岁的他才卸任。他一辈子都在践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这句话，从弃文从理到科研救国，再到教书育人，他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培养了无数人才，攻克了无数科研难题，为我国的力学、国防、教育事业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给予他的特殊肯定，正是对他一生奉献的最好回报。钱伟长用98年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担当，他不仅是唯一不受年龄限制任命的人，更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国之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