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大结局 《太平年》最令人作呕的粉饰是，对赵家兄弟的洗地。

陈桥驿那个早晨，黄袍不是被风吹到身上的，是精密策划的兵变。

烛影斧声那晚，赵匡胤的死因，千年以来都飘着亲弟弟的汗味和血腥味。剧里却拍成了兄友弟恭、天命所归。

至于被宋朝宣传为模范生的钱俶，被宋太宗毒杀，更昭示了“太平”的代价：所有潜在威胁，都必须物理清除。

赵匡胤的征伐，不是为了什么狗屁“太平”，是为了赵家的江山够大、税基够厚。灭后蜀，平南唐，哪一场不是血流成河？他和他弟弟，用刀剑和谎言，强行缝合了华夏。表面上结束纷乱，实质上扼杀了另一种可能：一个如同欧洲般多元竞争、在政治与技术上演化的华夏。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点破：中国后来落后的根子，就在于过早、过久地结束多元发展。失去了竞争压力，帝国成了一潭死水。

宋朝，就是这个转折点。它用一百六十年的时间，孕育出帝制与理学最致命的结合。

到了南宋，朱熹们把“存天理、灭人欲”的裹脚布，勒在了整个民族的灵魂上。君权被天道和理学双重加冕，不可置疑。思想被阉割，人性被禁锢，创新被窒息。中华文明最活跃的神经元，从这时开始大片坏死。

而真正的悲剧在于，当我们在电视前为明君的仁政喝彩时，血管里仍流淌着那锅肉汤的余温。它教会我们：赞美集体，忽略具体；崇拜符号，遗忘血肉。

这或许才是最大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