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2日，文学巨匠郭沫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6岁。6天后，一场庄重而肃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会由叶剑英元帅主持，邓公致悼词。悼词中的“卓越”一词，原本用的是“伟大”，是邓公特意批示更改为的“卓越”。 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和毛主席相识很早，早在20年代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会儿就认识了。 毛主席那时候很简朴。郭沫若眼尖，一下子就瞅见主席还在用一只旧怀表，那表估计也是有些年头了，不仅旧，看着也不太准。郭沫若这人也是性情中人，二话不说，当场就把自己手腕上那块名贵的欧米茄手表解了下来，非要送给主席。 这可不是普通的客套。要知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块好表那就是硬通货。毛主席呢，也特别珍视这份情谊。后来这块表，主席一直戴着，表带坏了换表带，机芯旧了修机芯，直到去世都留着。他多次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叮嘱：“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 这哪是戴表啊，这是戴着一份沉甸甸的战友情。 再说说郭沫若的“大方”，这大方可不光是对朋友，更是对国家。 那是1964年底，他和夫人于立群给中科院党组写了封信。信里说啥呢？他说自己这几年稿费攒了不少，总共18万余元。 郭沫若怎么处理的？他自己留了3万，说是给亲友一点生活补助，剩下的15万元，全部上交国家！而且他还特意嘱咐秘书，以后写的文章，一概不取稿酬。 说到对国家的赤诚，就不得不提他和周总理的感情。 1971年5月2日，郭沫若都快八十岁的人了。那天晚上，他陪着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先是澳大利亚的，后来是法国的，最后又是日本的。这一通忙活，直接干到了第二天凌晨5点。 初夏的北京，凌晨还是挺冷的，寒风嗖嗖的。周总理习惯好，坚持要把外宾送到大会堂北门外，一一握手告别。郭沫若呢？他没有因为自己年纪大就躲在屋里，而是陪着总理，在寒风里站了很久。 总理后来发现了，心疼坏了，赶紧跟警卫员说：“郭老年纪那样大了，让他在寒风中吹那样长的时间，是很容易感冒的。” 郭沫若在外交战线上，那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他利用自己的文化影响力，为中国打开了不少国际局面。 当然，郭沫若毕竟是个文人，是个学者。即便是在身体最差的时候，他那种对学术的执着，也让人肃然起敬。 到了晚年，郭沫若的身体其实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眼睛，出现了严重的双眼视差，看东西都是双影，重叠的。 他怎么做的？他眯着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看，累了再换一只。就这么硬扛着！ 1977年，他跟朋友诉苦说：“打针，药都打不进去了。”“视力差，看甲骨文很吃力了。”但即便这样，当《甲骨文合集》恢复编辑时，他还是强撑着病体，给编委会回信说：“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把稿子编好，是目前第一要紧事。” 当时编委们想让他写个前言，他拒绝了，理由是“我没有参加工作”。看看，这就是老辈学者的严谨，没干活就不挂名，绝不贪天之功。但他还是用颤抖的手，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这也是他留给中国考古学界最后的礼物。 1978年6月12日，这位老人终于还是没能抵挡住岁月的侵蚀，永远地离开了。 但他的故事并没有随着葬礼结束。在他去世前，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决定。1978年4月，他在病危时对夫人于立群交代后事：“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这事儿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寨，那是当时农业的一面旗帜。郭沫若作为一个大文豪，为什么要把骨灰撒到黄土高原的梯田里？ 有人说这是紧跟形势，但我倒觉得，这更像是他内心的一种回归。他曾在诗里写过“大寨人人是愚公”，也写过“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他这一辈子，从四川乐山的沙湾镇走出来，虽然一生都在文化圈、政治圈打转，但骨子里，他对土地、对劳动人民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他把骨灰撒在大寨，是想让自己真正融入到那片被汗水浸透的土地里，去实践他年轻时“凤凰涅槃”的理想。后来，大寨虎头山上真的立起了一座“郭沫若同志纪念碑”，和农民劳模陈永贵的墓碑遥遥相望，这也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 回到开头，邓公把“伟大”改为“卓越”，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贬低的意思，反而更真实、更有力量。 “伟大”可能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甚至带着某种距离感；但“卓越”，是对他才华的认可，是对他从南昌起义投笔从戎，到甲骨文研究开宗立派，再到新中国外交奔走呼号这一生最好的总结。 他或许不是完人，在那个动荡的世纪里，他也有过迷茫，有过争议，有过为了生存和理想而做出的各种选择。但无论如何，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是卓越的，他对国家的热爱是卓越的，他在逆境中坚持工作的精神也是卓越的。 就像他晚年写的那首诗一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时间的浪潮冲刷过后，留下的，才是最真实的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