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群美国士兵闲着无聊，就把日军尸体的衣服扒下来，里面塞进干草，再在衣服外面写上东条英机的名字。 1944年春天，地点是冀中平原的固现村。 当时的局面很僵。村西头有个日军炮楼，位置刁钻得让人牙痒痒。它正好卡在分区联络线的嗓子眼上，你想去安新、望都，要么绕路三十里，要么就得从它眼皮子底下过。 但这炮楼太难啃了。高十米，三四层楼那么高，墙厚一米多，全是砖石结构。 里面守着的鬼子虽然只有十三个，但人家有轻机枪、掷弹筒，还有半个月的粮食和水。 咱们八路军三十六区队打了整整三天。 炸药包打光了，冲锋了三次，连人家墙根都没摸到。 就在这节骨眼上，谁也没想到，破局的人来了。 不是什么从天而降的神兵，而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老农。 老人家穿得破破烂烂，背着个粪筐，扛着把锄头，慢悠悠地走到阵地前沿。哨兵拦住他，他也不慌，就说自己是固现村的人。指挥员正烦着呢，但这老头盯着炮楼看了一会儿，抓起地上一把干草，在手里搓了搓，又抬头看了看天上的风向旗。 他只说了一句话：“简单，让我来。” 但接下来的操作，让所有人都开了眼。指挥员听完老农的嘀咕，立马下令：停止开枪，全员干活！ 干什么？捡柴火。 全村老少爷们齐上阵，砍柴的、割草的、挑粪的。不到两个小时，炮楼底下的河堤旁就堆起了一座座小山：全是湿柴火、干草绳，还有那是农村最常见的牛粪。 下午三点，南风起了。 老农不紧不慢地掏出火镰，打着了火。 那不是明火，是浓烟。 黑黄色的烟雾，顺着风势，像一条条毒蛇一样，死命地往炮楼的射击孔里钻。牛粪燃烧后的那个味道，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再加上湿柴火的呛人烟气，瞬间把那个密不透风的炮楼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毒气室”。 刚才还嚣张得不行的鬼子，这下彻底懵了。机枪不响了，里面全是剧烈的咳嗽声。他们想关窗户？那烟无孔不入。想带防毒面具？那玩意儿防毒气行，防这种高浓度的混合烟尘，滤芯一会儿就堵死。 鬼子扛不住了，打开门想往外冲。 这时候，咱们埋伏好的战士早就等着了。门一开，排子枪就响。两分钟，仅仅两分钟，四个鬼子被打成筛子，剩下的举手投降。 战后打扫战场，战士们进去一看，炮楼里全是黑灰，那味道冲得人直跟头。鬼子的尸体大多蜷缩在射击孔底下，想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结果被活活熏死。 这一仗，咱们零伤亡。那个老农呢？点完火，扛着锄头就回家了，连名字都没留。 这就是中国农民的智慧。 美国人用干草做稻草人解闷，咱们用干草把侵略者熏成了腊肉。 如果说烟熏炮楼是战术上的巧劲，那么在山西沁源发生的围困战，就是战略上的狠劲。 1942年，日军为了搞定太岳根据地，死皮赖脸地占着沁源县城不走。他们想搞“囚笼政策”，修据点、修公路，想把咱们困死。 那时候的沁源，穷啊。全县才八万人口，山连着山。鬼子觉得占了县城，中国人就得乖乖当顺民。 但他们打错算盘了。 沁源县委和太岳军区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你不是要占县城吗？行，给你一座空城！ 一声令下，全县大搬家。这不是简单的逃难，而是彻底的“坚壁清野”。一万六千多名住在交通线附近的群众，把粮食埋了，把水井填了（或者倒进大粪），把磨盘拆了。 甚至连鬼子可能用到的木头、绳子，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 鬼子进城一看，傻眼了。没人、没粮、没水。 你想找个中国人带路？做梦。你想抓个民夫修炮楼？连个鬼影都没有。 那个叫伊藤的日军指挥官一开始还不信邪，觉得老百姓受不了冻饿，肯定会回来。他还在山头喊话，搞什么“宣抚”，假惺惺地说皇军不杀人，大家快回来过冬。 结果呢？沁源老百姓在山沟里开了个万人大会，大家咬着牙表态：“就在山里啃石头、喝泉水，也绝不回去给鬼子当顺民！” 这一困，就是883天。 没有粮食？鬼子想出来抢。咱们的民兵就搞“麻雀战”。你出来几个人，我就打几枪冷枪；你大部队出来，我就撤进山里，顺便在路上埋上地雷。 那时候的地雷战，真被咱们玩出了花。石头雷、子母雷、踏发雷，甚至还有挂在树上的半空雷。 鬼子走在路上，看着地上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都不敢踩。 最绝的是，咱们还搞“反抢粮”。鬼子种了点庄稼，想收成？没门。咱们民兵趁着夜色摸进去，把鬼子的庄稼抢收了。甚至连鬼子晾在炮楼外面的衣裳、养的马，都被咱们老百姓顺手牵羊给弄走了。 有个民兵胆子大到什么程度？摸进据点，趁鬼子洗澡，把洗澡的大水缸给砸了，顺手甩两颗手榴弹进去，把洗澡的鬼子送上了天。 最后那段时间，沁源城里的鬼子惨到什么地步？战马杀光了吃肉，伪军只能啃骨头。日军甚至不敢在晚上点灯、抽烟，生怕招来冷枪。 1945年4月，被困得瘦骨嶙峋、精神崩溃的日军终于扛不住了，狼狈逃窜。 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奇迹。没有重武器，没有正规攻城战，硬是靠着老百姓的血肉之躯和无穷智慧，把一支正规野战军给活活逼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