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尼克松生命走到尽头，这个曾经亲手推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人，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   弗兰肯斯坦？那个科学家造出的怪物，最后回过头来吞噬了自己的创造者。尼克松是在说中国吗？是在后悔1972年那趟改变世界的旅行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回到他走进中国之前的日子。   1969年就职总统时，尼克松在国际事务上的履历标签很清晰：反共。他当过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经历过麦卡锡主义的狂潮，在冷战最胶着的年代成长为一个标准的鹰派政治家。但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很少被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   1967年，还没当选总统，他就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写了一篇文章，观点很直接：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把中国永远关在门外。   那时候中苏已经交恶，珍宝岛的枪声还没响，但尼克松嗅到了变化。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得很坦白：“我们无法承受把四分之一的人类孤立于国际秩序之外。”   这话听起来有点理想主义，实际上是算账。越南战争耗了美国十几年，苏联的核武库追上了美国，如果再算上中苏同盟——虽然已经名存实亡——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处境确实不乐观。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办公室里推演世界地图，推出来的结论是：必须撬开中国这扇门。   这就是尼克松访华前的底色。谈不上多喜欢中国，甚至谈不上多了解中国，但他知道中国有用。   所以1972年2月那趟旅行，与其说是情感上的破冰，不如说是战略上的精算。只不过，当“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后，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很多细节后来被反复提及。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写，毛主席见到他，没有客套，直接谈哲学，谈世界格局，谈“一些陈词滥调我们都不想听”。   这种谈话方式让尼克松有点意外，他习惯的是苏联式的刻板交锋，是欧洲式的礼节性周旋，但毛主席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用基辛格的话说，“像在剥一个洋葱，你以为结束了，里面还有一层。”   更直观的感受来自街头。尼克松和夫人在北京逛了公园，去了长城，看到的是秩序井然的城市，是神情平静的市民，是孩子们穿着棉袄在路边挥手。他在后来的访谈里说过一句话：“我意识到我们此前的了解是多么片面。”   这种冲击不是煽情的。对于一辈子浸淫在冷战宣传里的美国政客来说，亲眼看见“敌人”的生活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认知的松动。他后来在图书馆落成仪式上又提过一次：“当你和他们坐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也是人，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和平、生存、下一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尼克松变成了亲华派。他始终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中美联合公报里那些“双方都认为”、“双方都不”的措辞，每一句都是精确计算过的妥协。但有一点确实变了：他不再把中国看作一个需要被围堵的意识形态符号，而是一个必须与之共存的现实存在。   1980年代，他几次重返中国，见了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那时候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尼克松在《纽约时报》上写文章，谈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用的词是“惊人的”，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1994年那句“弗兰肯斯坦”，到底是什么意思？   得看看那个年份。冷战刚刚结束没几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加速，1992年之后，增长的数字开始让世界侧目。美国国内开始出现一种声音：我们是不是扶持了一个未来的对手？   尼克松那句话，如果放在这个语境里，与其说是“后悔”，不如说是“预警”——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的预警。他不是在谴责自己当年的决定，而是在提醒后人：这个国家正在崛起，你们得准备好面对它。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句话根本就不是在说中国。   “弗兰肯斯坦”在西方语境里，经常被用来形容“失控的创造物”。尼克松一生最大的政治遗产除了访华，还有“水门事件”。他自己亲手建立的强势总统体系，最后反过来吞噬了他的总统职位。   如果临终前他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有所反思，那个“怪物”未必是指中国，也可能是指他自己造就的、最终毁掉他的那个权力系统。   参考信息： 光明网|《不在案的记录》   文|没有 编辑|史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