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戴笠派沈醉刺杀鲁迅，哪知沈醉在鲁迅家附近蹲守数月后，竟然放弃行动：“此人后台太硬，根本没机会下手。” 1932年秋天，鲁迅从上海北上，赶回北平老家，本是母亲病重的消息，结果一查不过是场虚惊。他索性多留了阵子，在辅仁大学、北大这些地方开了几场演讲。讲台上，他声音不紧不慢，话里话外戳着国民党不抵抗的软肋，台下学生挤得水泄不通，有人从窗户爬进来，推挤间玻璃碎了也没人管。那些日子，报纸上他的文章铺天盖地，骂得国民党脸红脖子粗，尤其是物价飞涨、老百姓苦哈哈的日子，被他一针见血地捅破。蒋介石在南京官邸里看这些剪报，气得直拍桌子，早把鲁迅当成心头刺，非得拔掉才安心。 转眼1933年初，蒋介石就把这差事甩给了戴笠。戴笠手底下特务成群，干的活从来不干净。他挑了沈醉去办，沈醉那会儿才二十出头，刚从特务训练班出来，脑子活络，手脚利索，是戴笠眼里的红人。沈醉带了几个手下，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法租界大陆新村，鲁迅就住那儿。军统的命令明明白白：找机会干掉，干净利落，别留尾巴。沈醉他们先在附近茶馆租了间阁楼，窗户正对着鲁迅家灰扑扑的墙头。每天清早，沈醉就换上长衫，溜达着踩点，记下弄堂的弯道、黄包车的停靠地儿。计划简单，瞅准鲁迅落单时下手，谁知这活儿远没那么容易。 沈醉本想白天动手，那时候鲁迅爱去内山书店转悠。上午九点准时出门，右手兜里揣本书，左手空荡荡的，步子稳当，帽子压低了挡风。街边小贩吆喝热包子，他从不搭理，直奔陕西南路。书店里，他站柜台边翻新书，和老板内山完造点点头，聊两句就走。身后总有几个年轻人跟着，衣裳朴实，手里报纸卷着，像闲逛似的护着。沈醉派人扮书贩试过堵路，可一转眼，黑色轿车滑过来，宋庆龄从车窗探头，招呼鲁迅上车，尘土一扬，人就没了影。下午呢，来访的更热闹。蔡元培拄杖敲门，杨杏佛抖灰进院，茅盾提着稿子坐下。那些车子一辆接一辆，特务们在垃圾桶后蹲着，记车牌记到手酸，也挤不进去。戴笠来电催，沈醉只能回：人太多，机会小。 夜里更头疼。鲁迅回家后，七点准时开饭，桌上热粥小菜，他夹一口青菜嚼着。八点进书房，灯亮起，影子拉长在窗纸上。笔尖沙沙响，写到困了，就从抽屉抓把辣椒，捏一粒塞嘴里，嚼得脆生，继续低头。沈醉爬屋檐上看过，风吹得衣裳鼓，望远镜里鲁迅揉眼，踱两步，又坐回去。凌晨两点，灯还亮着，特务们趴瓦上冻僵，只好撤。一次他们翻墙进后院，准备扔炸弹，月光下辣椒罐闪光，鲁迅身影晃动，谁也不敢动。儿子周海婴添了乱子。九点鲁迅停笔，去孩子屋讲故事，拍背哄睡，声音低低的。海婴睡着，他坐床头盯着，不走。沈醉端枪贴墙根，瞄准窗口，手稳不住，放下了。黑影进院那晚，是个小偷，躲厨房熬到下半夜，灯灭不了，冻得哆嗦，翻墙跑了。沈醉从树上滑下，拍叶屑，摇头。 就这样拖了三个月，戴笠电报雪片飞，沈醉回的借口一个样：宋庆龄车来车往，蔡元培天天上门，日本人也盯着，风险大。一次鲁迅买烟独行，特务追到五米，手摸消音器，他转弯钻烟铺，内山出门，两人并肩走，身后年轻人跟上。机会溜了。沈醉揉太阳穴，写报告：外围严实，动不了。四月底，他趴屋顶最后看一眼，鲁迅笔走龙蛇，海婴哭闹，他抱起踱步。沈醉收望远镜，对手下说撤，此人后台硬，没下手机会。众人收拾家伙，悄没声走了。 蒋介石那边，杨杏佛六月在中山路中研院门前挨枪，四特务冲出，二十响，杨倒在儿子身上，血染车座。上海街头学生游行，口号震天，队伍拉到租界。蒋介石召戴笠，敲桌子，下令停鲁迅的活儿，改监视，别再惹事。戴笠转告沈醉，沈醉销档案，撤人。军统后头还派路人模样的人在大陆新村转，记鲁迅出门。1936年十月，鲁迅肺病走人，特务混丧队拍照。沈醉晚年写回忆，八十年代跟周海婴聊起，说那盏灯亮到天明，他下不了手。周海婴点头：谢了没开枪。沈醉低头，双手叠膝。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琢磨，特务头子沈醉，干过多少脏活，手上血腥味洗不掉，可对上鲁迅，就卡壳了。不是他心软，是那时代层层叠叠的网，鲁迅裹得严实。国民党想灭口，怕学生炸锅；戴笠想立功，怕国际上说闲话。鲁迅呢，用笔戳破那些假把式，骂得痛快，却没指名道姓蒋介石，留了余地。蒋后来还送花圈，题“千古”，听着讽刺。想想也对，民国那摊浑水，谁干净？沈醉后来起义，写书忏悔，军统的破事儿抖落一地。鲁迅的书还在那儿，戳着人心窝子，让人醒醒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