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地下党牟永大被俘以后，敌人把烧红的铁皮桶绑在牟永大身上，皮肤被烫的滋滋作响，事情发展却让敌人意外！ 敌人审问牟永大时使用的这道酷刑，名为“背火背儿”。就是一个装有小火炉的铁皮桶点燃，利用火炉的高温将铁皮桶烧红，然后将烧红的铁皮桶绑到牟永大的后背上。 烧红的铁皮桶与皮肤接触，直接将后背烫得皮开肉绽，而这还不是这种酷刑最残忍的地方。“背火背儿”之所以残忍，关键之处就在上面的小火炉。 铁皮桶被绑在后背以后，小火炉不会熄灭，敌人可以继续朝小火炉里添柴或者煤炭，持续保持铁皮桶的高温，对牟永大造成持续烫伤。 这种酷刑远比烧红的烙铁要残忍，往往受刑之后背部难以保全。而且烫伤不比刀伤，即便全力救治都无法消除痛苦。哪怕是受刑结束了，这种痛苦仍会延续非常久，更何况牟永大受刑之后根本不会得到任何救治。 敌人对牟永大实施“背火背儿”酷刑之前，还对他实施了“吊鸭儿凫水”、“烧八筒花”、“坐老虎凳”等酷刑。这些酷刑仅从名称来看，就令人畏惧，可能大家熟悉的也只有“坐老虎凳”，在残忍的敌人面前，这种酷刑反而显得更加“常规”了。 敌人既然准备了这些酷刑，说明牟永大不是第一个承受这些酷刑的人。敌人对实施这种刑罚显然也是见惯了，否则如此灭绝人性的手段，又如何能下得去手？而敌人对此却并不是特别在意，反而显得很得意，明显是有人在这套酷刑之下，屈服了他们。 所以，敌人对这套酷刑很有信心，认为只要让牟永大过一遍这些酷刑，势必就会屈服。但让敌人没想到的是，牟永大尽管在剧痛下大声哀嚎，实在坚持不住时昏迷过去。敌人用冷水泼醒他以后，他始终坚贞不屈，如此往复之下，硬是一个字都没泄露。 敌人为何对牟永大实施如此残忍的手段？实在是牟永大当时守着组织的太多的情报。如果牟永大肯开口，这些敌人就能“立功请赏”。但牟永大态度坚定，信仰坚决，敌人威逼利诱之下耗尽了耐心，疯狂下开始对牟永大实施非人的虐待。 牟永大是四川人，年轻时受革命思想熏陶，在进步青年学生和教师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牟永大最初革命的时候，虽然只是学生身份，但革命的坚定信念已经开始展露。他参与游行时，不仅仅喊口号，也会将自己的口号付诸行动。 宣传新思想的时候，牟永大会主动剪辫子，也会去劝那些没剪辫子的男子剪辫子。抗战时期，他对日本的抵制不仅在口头，对日货的抵制也不仅在口头，就连自己身边的日货，都毁了个一干二净，可见抵制日货的决心之大。 1925年，牟永大在前往上海的途中入党，此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一家纱厂工作。这家纱厂是日本人办的，牟永大在这里工作，一来是监视日本人的动向，二来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牟永大在此期间还是遭遇了危险，被一股敌人突然闯入屋内，幸好在一名叫大华的青年帮助下，这才躲过一劫。 不过，牟永大经历此次生死危机之后，并未畏惧敌人，反而在次年重返四川后，愈发积极的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革命行动，带领农民抗捐抗税，开办夜校。革命成功固然显著，但也因此得罪了四川的地主、豪绅和官僚，将牟永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1934年，牟永大创办绿衣社。绿衣社是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主要负责搜集敌人情报，帮红军筹集军饷。牟永大给这个外围组织取名绿衣社，主要是参考了蒋介石的“蓝衣社”，这种类似的名字，会让不知情的人下意识将绿衣社联想成和蓝衣社差不多的组织，实际上行动方向完全不同。 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牟永大不仅忠于革命、不畏牺牲，而且革命意识很成熟，深知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只有活着才能做更多事情。 除此之外，牟永大在发展绿衣社成员时，还将绿衣社成员分为多个小组，每个小组只允许发展3人，3人之下各自可以发展8人。最重要的是，3人各自发展的8人中，互相不可以产生横向联系，防止有人出问题后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从前段时间爆火的《沉默的荣耀》中可以了解到，这种禁止横向联系的做法，是潜伏者保证安全的重要方式，牟永大将这种方式放在绿衣社中，可见牟永大的革命经验十分丰富，毕竟这种潜伏手段的应用，要比1950年早了十余年。 遗憾的是，牟永大最终还是因为叛徒高密，不幸落入敌人之手。牟永大当时对绿衣社的成员，以及当地的党组织成员的信息很清楚，牟永大若坚持不住，当地党组织必然会受到严重破坏。敌人深知这一点，自然更希望撬开他的嘴，手段就是各种酷刑。 敌人误以为酷刑能够达成目的，但事情的发展完全让他们感到意外，牟永大宁死不屈，即便再残忍的酷刑，也无法让他吐露半个字。 敌人的耐心耗尽，于1935年3月1日，将牟永大推上刑场。牟永大不惧牺牲，昂首挺胸，坚决不跪，最终被敌人枪杀于达县城南门河坝，时年30岁。 牟永大家属在牟永大行刑之前，凑了30块银元买通狱卒，在牟永大生前留下一张照片。照片中牟永大手上戴着手铐，但眼神炯炯，虽然饱受折磨，却站得笔直，面临牺牲毫无畏惧，英勇就义前高喊：“你们的末日也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