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要吸取从甲午战争到918再到77事变的经验教训。中国总是退，总是忍让；最让人头疼的是，中国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与准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是过分的善良和平。   但是日本1000年来，制定的灭亡中国的计划和实际准备却是非常充分。我们就是把日本人想的太好了，从来都是；所以1000年来一直吃亏。   远的不说，单说明朝那会儿，东南沿海的倭寇就像附骨之疽，足足闹了两百年，那些倭人带着刀枪，驾着小船，专挑海边的村庄下手——男人被砍杀，女人被掳走，粮食被抢空，连刚盖好的房子都要一把火烧成灰。   更糟的是，他们还盯着漕运的商船，不管是官船还是民船，只要遇上就没个好下场，弄得南北货运断了大半，朝廷的税银都得绕着海路走，那会儿朝廷里还吵得不可开交，主和的大臣说“剿不如抚”，主张给倭寇点好处让他们散了；主战的将士急得跳脚，说“倭寇如野草，不除根必复生”。   后来戚继光带着戚家军来了，用鸳鸯阵把倭寇打得哭爹喊娘，海边总算清净了几年，可朝廷转头就犯了糊涂，觉得“海疆已平，无需再养重兵”，把海防的兵裁了、船拆了，连戚家军的军饷都拖了又拖，以为这样就能换个长久安稳？没成想这一松劲，那些没除干净的倭患根子，后来竟长成了扎进清朝心口的毒刺。   到了清朝，这毒刺就彻底扎透了皮肉，连骨头都给啃得干干净净，甲午那年的仗，打得有多窝囊，现在想起来还堵得慌，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舰，原本是亚洲数一数二的铁甲舰，可朝廷舍不得花钱维护，炮弹里装的不是火药，竟是沙子；反观日本，举国上下凑钱买军舰，连天皇都捐了私房钱，就等着跟清朝决一死战。   更让人窝火的是日本的间谍，天津城里有个叫石川伍一的，穿着长袍马褂，一口流利的天津话，整天混在塘沽码头，跟船工聊天、跟士兵喝酒，把北洋水师的船期、炮台的位置摸得门儿清。   后来有人查出他藏在租界里的八箱地雷和炸药，李鸿章居然还想着“别把事情闹大，影响和谈”，偷偷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坐船回了日本，就这么糊涂、这么退让，难怪日本敢在甲午之后狮子大开口——要台湾、要辽东，还要两亿两白银的赔款，几乎把清朝的家底都掏光了。   辛亥革命后，清朝倒了，可日本的狼子野心半点没减，反而更嚣张了，他们盯着中国的东北，把那儿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一步一步往里面渗，先是借着日俄战争的名义，把南满铁路攥在手里，铁轨铺到哪儿，关东军的刺刀就跟到哪儿，名义上是“护路”，实际上是把东北的交通命脉都掐住了——想运粮食？得看日本人脸色；想运煤炭？得给日本人交税。   接着就是移民开拓团，一批批日本人带着农具、扛着行李涌进东北，占了农民的良田，把好好的庄稼地改成日本的稻田；开了山里的矿山，把东北的铁矿、煤矿一股脑往日本运，连矿山里的中国工人都得受他们打骂。   更阴的是文化渗透，他们在东北办日语学校，逼着中国孩子学日语、背日本历史，还把课本里的“中国”改成“满洲”，妄图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里割出去，那些日本间谍更猖狂，拿着地图在深山老林里测绘，连哪条河冬天结冰多厚、哪座山能藏多少兵都标得清清楚楚。   咱这边呢？国民党政府还在跟日本谈“睦邻友好”，说“避免冲突”，可人家早把刀磨得雪亮，就等一个机会捅过来，1928年，日本炸死了张作霖，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明明证据确凿，可国民党政府还是选择了“隐忍”，连一句硬气的话都没说——这一忍，就忍出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那天夜里，日本关东军找了个“柳条湖铁路被炸”的借口，就炮轰了北大营，东北军奉命“不抵抗”，眼睁睁看着日军占了沈阳、占了长春，不到半年就把整个东北吞了，那会儿东北的老百姓哭着喊着要反抗，可国民党政府还在说“攘外必先安内”，把军队调去打内战，把东北的河山拱手让人。   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把溥仪拉来当傀儡，对东北人民进行了十四年的殖民统治——男人被抓去当劳工，累死在矿山里；女人被掳去当“慰安妇”，受尽屈辱；孩子要么被强迫学日语，要么活活饿死，就这么一退再退，从东北退到华北，从北平退到卢沟桥，退到1937年的夏天，再也退无可退了。   七七事变那天，日军又找了个“士兵失踪”的由头，把炮口对准了宛平城，炮弹落在城里，炸塌了民房，炸伤了百姓，北平城外的枪声一响，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直到子弹真的打在自己身上，直到亲人倒在血泊里，那些还抱着“和平幻想”的人才彻底醒过来——原来忍让换不来安宁，妥协喂不饱饿狼。   咱总说“中国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打算”，这话没假，咱骨子里就信奉“以和为贵”，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可这不代表咱就得把眼睛蒙起来，把耳朵堵起来，无视人家的狼子野心。   不是说要学日本搞侵略，不是说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而是要守住底线、拿出硬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说，这回咱该把腰杆挺多直，才能让那些盯着中国的狼不敢再往前一步？评论区里聊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