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杭州老人李大惠，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

他是一位“镜面人”，心脏长在右边，内脏器官与常人相反。这种极为特殊的生理情况，出现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他出生于抗战年代，求学于新中国，做过10年中学教师，从事过水利制造行业，获得过国家专利，曾负责15万吨啤酒生产规模扩建工程。

这个秋天，他在捐献申请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想再有人像我这样遭罪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大惠在江西康复医院做X光检查时，医生跟他说：“你的心脏长反了”。但他平时也没觉得不舒服，就没放在心上。

1993年的一场手术，让他有了捐赠遗体的念头。

那一年，他突发阑尾炎被送到了医院，术前，他提醒医生自己是“镜面人”，但主刀的年轻医生并未重视，仍按常规在右下腹寻找阑尾。久寻无果后，出血量逐渐增加，手术陷入僵局。

后来，主任医生赶来，在腹腔中央开了一个大切口才找到盲肠，整场手术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

那次手术，给李大惠留下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创伤”。

后来，他去体检时，常有年轻医生围着他说，“教科书里的案例终于见着活的了”。

说起这些经历，李大惠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想啊，我这身子骨特殊，要是百年后能捐给医学院，让更多医生摸清‘镜面人’的身体结构，就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遭罪了。”

李大惠出身于“杏林之家”，大姐、大姐夫是江西知名的医生，妹妹一生扎根基层医疗，家族里还有一位孙辈，如今是杭州市中医院肾内科医生。

“家里人都懂医，知道遗体捐献对医学教育和研究有多重要。”李大惠说，家人的职业让他对“奉献”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

30多年前，遗体捐献渠道并不顺畅，他多方打听，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机构，只好暂时搁置了心愿。如今，在各方的协调与努力下，他的心愿终于得以完成。

当他把捐献遗体的想法告诉家人时，小女儿李萍一点都没觉得意外：“我爸向来有主见，一辈子老实本分、乐于助人，做出这个决定，太符合他的性子了。”

在钱塘区义蓬街道仓北村，李大惠是出了名的“公道人”，邻里闹矛盾，都爱找他评理。

“他做的决定，我们都信得过，更会全力支持他。”李萍说。

远在日本读博的外孙女也打来电话：“外公，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捐献遗体，为医学做点贡献。”

遗体捐献流程，82岁的老伴冯玲亚比李大惠还门清：“申请书怎么填、找谁对接，我都问得明明白白的。”

不过，她也在悄悄担心：“他身体这么好，万一我走在他前头，后续的事，怕帮不上忙。”

以工业报国

1958年，23岁的李大惠考入江西轻工业学院机电工程系机械制造专业预科班，理想是成为“李工”，“以工业报国”。

上课时，他总是坐在第一排，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当时，南昌钢铁生产基地缺人手，他主动报名去了一线，背着炸药雷管往山里跑。好几次，让老师同学躲在安全区，自己孤身去排除哑炮；铸造车间最苦最累，他裹着满是油污的工作服，一待就是一整天，勤工俭学的工资全部用来买了专业书。

凭着这股拼劲，他成了院务委员和系学生会主席。

1962年，李大惠在毕业的前一年，被下放回乡务农。

回到家乡后，他成为了头蓬中学的一名老师。当时，这所计划迁址到新围垦地上的学校尚是一片空白，他亲手设计了学校图纸，规划了教室、办公室、厨房、公厕等设施，还有室外大操场、球场和学农基地。办校事情繁琐，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载着大队书记去跑建校手续。最终，新校在众人的努力下建成了。

成为乡村教师后，李大惠的生活稳定了下来。30岁，经人介绍，他与冯玲亚结为夫妻，两个人鹣鲽情深，共同度过了60年的幸福婚姻，并抚养了两个女儿。

“当老师安稳，但我心里还是念着机械制造。”1973年夏天，萧山围垦农机修造厂向他伸出橄榄枝，他攥着邀请信，连夜收拾行李跑到了工厂。

车间里没有像样的制图工具，他就用硬纸板剪出模具；技术资料一片空白，他拉着冯玲亚当助手，让她帮忙描图、整理数据，自己趴在桌上画图，经常画到通宵。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李大惠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大展身手，他参与设计的4ZN-12自吸式泥浆泵，拿了省科技成果奖，独立研发的自吸微型泵捧回了国家专利证书，是当时“最小最轻水泵”。他也因为成绩突出，被省农机学会和中国沼气协会吸纳为会员。

后来，李大惠又去萧山啤酒厂主持了15万吨规模的扩建工程，站在轰鸣的车间里指挥施工。他还在传化负责厂房修建，在省高科技示范园区的工地上晒得黝黑。

随山河入海

回顾一生，李大惠一直很“卷”，直到退休，他才放慢脚步，背着相机去旅游，自学剪辑和电脑制图。

今年年初，凝结李大惠7年心血、近5万字的自传出版，记录了他平凡但精彩的一生。

书里有家人对他求学的托举、有对老伴多年陪伴的感恩、有怀抱“工业报国”理想却又多年沉浮的酸甜苦辣。

对身后事，李大惠也有自己的想法：将骨灰撒向山川河海，回归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