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心酸的一段话： “等父母走了，把工作辞了，把亲断了，把婚离了，远离熟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我认识的人，也没有谁认识我，一个人，买个小居室，开始新的生活，找份能糊口的工作就行，下班看看风景，做个自己爱吃的饭菜。一日三餐，闷了就养几盆花，种几棵菜。一个人来一个人往，安安静静不被打扰地生活，再也不用为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烦恼。” 母亲下葬后的第七天，我把辞职信发到了部门领导的邮箱。没有打电话，没有告别，像退潮一样安静。 办公室里最后一件私人物品，是窗台上那盆快枯死的绿萝。同事小林追到电梯口：“李哥，大家想给你办个欢送会……”我按下关门键，把他未完的话夹在缝里。 回到家，开始撕日历。从父亲去世那年开始撕，纸屑在夕阳里飞舞，像一场迟来的雪。母亲的药还堆在茶几上，我数了数，整整十七种。原来人到最后，是靠这些瓶瓶罐罐撑着一口气。 律师是我见的最后一位熟人。他把离婚协议推过来时，眼神里有怜悯。妻子——很快就是前妻了，在财产分割上异常大度。“都给你，”她说，“反正你带不走。” 她说得对。房子、车子、存款，这些我们争了半辈子的东西，突然都成了身外物。 我在南方一个小县城买了套顶楼公寓，带露台。中介小姑娘反复确认：“先生，您真的不看其他房源了？” “就要最高的，”我说，“离天近点。” 搬家那天，只带了一个行李箱。箱子里是父母的照片、几件旧衣、一套茶具。火车开动时，我删光了手机里所有联系人的电话。 新家在七楼，电梯总在五楼卡一下，像老人迟疑的呼吸。我从杂物间找出梯子，花三天时间修好了它。物业主任送来一篮鸡蛋当谢礼，我收下，没请他进门。 在超市找到份理货员的工作，每天清晨五点上工。把罐头按高矮排好，给蔬菜喷水，检查牛奶的保质期。 店长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大家都叫她芳姐。她从不问我的过去，只在我把泰国咖喱摆错货架时，轻轻说一句：“老李，这个是东南亚区的。” 中午吃自己带的饭。有时是昨晚的剩菜，有时是清水煮面。食堂里同事们聊着家长里短，我坐在最角落，听他们用本地话讨论菜价，像听一首陌生的歌。 下班后，我沿着河堤走回家。夕阳把江水染成橙红色，钓鱼人的浮漂在波光里起起落落。有次看见个老太太在放生乌龟，龟壳上还用红漆写着“长寿”。它游了一圈又爬回岸边，被她轻轻踢回水里。 “它不想走。”我说。 老太太双手合十：“由不得它。” 露台渐渐有了生机。我从花市淘来茉莉、栀子，从菜场捡回泡沫箱，种上小葱和韭菜。最得意的是那株葡萄苗，沿着我搭的竹架，已经爬到了遮阳棚顶。 昨夜下了场暴雨，我惊醒后第一反应是去关父母房间的窗——手伸到半空才停住。索性泡了茶，坐在露台看雨。雨点打在葡萄叶上，声音清脆，像时光在敲打什么。 今天休息，去菜场买了条活鱼。卖鱼的大爷认得我：“今天不做清蒸了？” “试试红烧。”我说。 他利落地刮鳞去鳃：“对嘛，换换花样。” 鱼在锅里煎得滋滋响，我忽然想起今天是父亲的忌日。往年这时，母亲会准备一桌菜，等我们回去祭拜。前妻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去，我们为此吵过无数次。 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给他盛一碗饭，摆一双筷子。阳台的风铃响了，就当是他来过了。 饭后整理了旧物箱，发现母亲织到一半的毛衣。浅灰色，是我的尺码。毛线针还别在上面，像一句没说完的话。我把它收进衣柜最底层，没有勇气拆，也舍不得扔。 傍晚浇花时，发现茉莉开了第一朵。香气很淡，要凑得很近才闻得到。就像某些往事，不刻意回想，反而浮现得清晰。 我给自己倒了杯酒，敬这个陌生的夜晚。没有需要处理的邮件，没有需要维持的关系，没有需要和解的过去。 葡萄藤在月光下投出斑驳的影子，像一封无字家书。 这样就好。一个人，一间屋，一段无人打扰的余生。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终于都成了前朝的雨，落不进今夜的窗。 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许多人的生命中，父母是最后一条与故土、与过往紧密相连的纽带。侍奉父母终老，是完成人生最后一项重大的社会与家庭责任。 在此之后，个体才真正获得了为自己而活的“道德许可证”，才能毫无牵挂地去追寻那个“陌生的地方”。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完成使命后的苍凉与释然。 佛陀：“放下执著，即是解脱。” 人到中年，往往会发现，许多亲缘和熟人关系带来的情感消耗远大于滋养。 选择一个无人认识的角落，过一种极简的生活，是在为自己修筑一座精神的“护城河”。 正如柳宗元在《江雪》中所描绘的意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那在漫天风雪中独自垂钓的，是一个决绝而自由的灵魂，他在绝对的孤独中，守望着属于他自己的整个世界。 有时最勇敢的行为，不是坚持，而是放手；不是维系，而是告别；不是在喧嚣中高歌猛进，而是在寂静中，学会与自己温柔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