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郭沫若应瞿秋白之邀从上海抵达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赴任前，他前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祖涵（林伯渠）寓所，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这次短暂的会面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下了一句令后人反复琢磨的话：“状貌如妇人好女。”
这七个字，并非普通的赞美，而是典出《史记·留侯世家》结尾的"太史公曰"。司马迁记述张良生平后写道："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张良是辅佐刘邦定天下的头号谋臣，"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外"的形象代表，其画像却面容清秀、眉目柔和，毫无赳赳武夫之态。
司马迁此语表面描述外貌，实则揭示一种反差：真正的雄才大略者，未必有魁梧奇伟之相，反倒常是文质彬彬的书生。
郭沫若用此典形容毛主席，动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青年毛主席的外表确如白面书生。郭沫若回忆："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身材颀长的毛主席不像武将倒像教书先生，但内在气质与外表形成了强烈反差。
彼时的广州，正处在特殊历史节点。
孙中山逝世后，苏联顾问鲍罗廷主导下的国民党改组基本完成，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援助达到顶峰。莫斯科既提供卢布、枪支，也输出革命模式。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据优势，会议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统一，北伐准备工作紧锣密鼓。
同时，暗流也在涌动：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借机排挤共产党人，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活动。毛主席彼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同时兼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正处于革命漩涡中心。
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毛主席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长达七个月（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他主编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发行四万份，向各地国民党党部免费寄送。该报锋芒直指国民党右派，毛主席亲自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二十余篇文章，系统批驳西山会议派。在宣传部的组织架构中，他聘用共产党员萧楚女、沈雁冰（茅盾）担任干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宣传体系。宣传部下辖七个股，分管图书出版、新闻审查、群众动员等事务，成为国民党中央最富活力的部门之一。
在农讲所层面，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6年5月开学，9月结业，所址设在番禺学宫（今中山四路42号）。毛主席担任所长期间，共招收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的八百名学员。课程设置极具特色：理论课占六成，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民问题》《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等；军事课占四成，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操练两小时。教员阵容强大，周恩来、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等共产党人都曾授课。毛主席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每周授课八小时以上。这届学员毕业后分赴各地，成为后来农民运动和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郭沫若本人背景同样特殊。他1914年赴日本留学，入九州帝国大学学医，后弃医从文。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创建创造社，出版《女神》《星空》等新诗集，以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风格震动文坛。1924年他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开始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写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派，与恽代英、张闻天等成立中国济难会。1926年他应林祖涵、瞿秋白邀请南下广州，正是其从文学青年转向革命知识分子的关键节点。他对毛主席的观察，带有文史学者的专业视角：从外貌特征到精神气质，从语言表达到思想内核，进行了一次系统性评估。
1926年那次初遇的后续发展，印证了郭沫若判断的准确性。同年7月，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北伐途中，他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其反革命面目，随后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
1937年抗战爆发，郭沫若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毛主席则从1926年5月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全力投入农讲所工作。9月农讲所结业后，他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1月至2月，他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八七会议后，他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35年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从更宏观的历史进程看，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大变局。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旧式农民战争相继失败，证明单纯农民力量无法完成救亡图存任务。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知识分子发动的运动也未能成功，证明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同样无力。历史需要既能掌握先进理论又能动员广大群众的领导者。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五四运动培养了一代新知识分子，而毛主席正是将二者与中国农民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代表。1926年郭沫若的评语，恰好捕捉到了这一历史转折点的关键人物特质。
这种张良式的革命者形象，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深远意义。中国革命需要"留侯"而非"樊哙"。在楚汉战争中，樊哙以勇武著称，鸿门宴上"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但刘邦定天下后，樊哙的作用急剧下降。张良则始终以谋略见长，功成身退，其历史地位经久不衰。同样，毛主席虽也重视武装斗争，但始终强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战略思维和理论创新，而非单纯的军事指挥。这种张良的气质使他能够超越一时一地得失，从全局把握革命进程。
这七个字的评语，告诉我们，历史选择毛主席，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是因为外表与内核形成的巨大张力；不是因为他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恰恰因为他打破了传统英雄的定义。所谓"状貌如妇人好女"，实则是历史对革命者最深刻的伪装——因为最成功的革命，往往始于最平和的面容，成于最坚韧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