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辽国，到公元1218年，西辽被蒙古所灭，契丹族在历史上煊赫一时，不仅开辟了“东到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的广袤疆域，还缔造了相当辉煌的文化和历史成就，一直到今天，中亚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仍习惯将中国称为“契丹”。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自西辽灭亡后，史书中就再没有关于“契丹”这一民族的文字记载，好似契丹人一夜之间从历史上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难道契丹人被金元两朝屠戮殆尽了？这听起来似乎不太现实，毕竟根据史料记载，辽国灭亡时，国内还有150余万契丹人。

我们不禁疑惑，这800年来，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如今的他们，又成为了什么民族呢？

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刚建国不久，就率2万精兵直奔辽国的军事重镇黄龙府而去。

沉迷于吃喝玩乐的辽天祚帝，这才意识到情况紧急，在大臣的建议下亲率70万大军迎战完颜阿骨打。

35:1，在这种绝对实力的碾压下，这场仗本该赢的毫无悬念，然而，就在天祚帝御驾亲征快到战场上的时候，后方突然传来消息：大臣耶律章奴已拥立皇叔耶律淳为帝，是为辽宣宗。

天祚帝本就行事荒唐，一听这话，立即命大军回撤，结果，完颜阿骨打趁乱发起攻击，70万大辽军队被2万金军打得落花流水，辽国从此一蹶不振。

屋漏偏逢连阴雨，公元1120年，宋徽宗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联手，订立了“海上之盟”，按照盟约要求，北荣若能与金联手灭辽，事成之后，完颜阿骨打就将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幽云十六州，归还给宋朝，但宋要将原来给辽国的岁币，转交给金国。

夺回幽云十六州，是自宋太祖赵匡胤起，所有宋代皇帝的心愿，宋徽宗一听这条件，顿时心花怒放，便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当时，辽、宋、金，已呈三足鼎立之势，为什么金一定要联手北宋，灭掉辽国呢？

这就要从金国的一种“特产”——海东青说起了。

天祚帝平素最爱打猎，尤爱女真部落驯养的猎鹰海东青，再加上，完颜阿骨打未建国前，曾臣属于辽，所以，天祚帝经常派使者到女真索要海东青。

结果，这些使者到达女真部落后，不仅仗势欺人、肆意盘剥，还到处强抢女真女子寻欢作乐，天祚帝却对此视而不见，女真人忍无可忍，这才杀掉辽国的使者，正式举起了反辽的大旗。

而北宋和辽的恩怨就简单多了，就是因为辽占据了汉地幽云十六州，导致北宋的北面门户大开，而北宋又实力不济，在宋辽战争中屡战屡败，两国之间这才结下了梁子。

公元1125年，在金宋两国的南北夹击下，辽国被灭，天祚帝也成了金军的俘虏。

辽国被灭后，金军对契丹人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大屠杀，为了活命，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部一路西逃至中亚楚留河畔，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称帝，重新立国，史学家称之为“西辽”。

西辽政权又延续了六代，存在了86年，最终于1218年被蒙元所灭，至此，契丹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在历史上不复存在。

契丹壁画

辽国灭亡后，一部分契丹人被金军所杀，还有一部分随耶律大石西逃到了中亚一带，当然，由于条件限制，得以逃脱西迁的契丹人数量很少，西辽被灭后，这些人逐渐与中亚各民族融合。

其余留守辽国故地的契丹人，要么归降于金朝，要么逃至蒙古，其中逃至蒙古的契丹人最多。

这主要是因为蒙古崛起后，采取了与金全然不同的民族政策，不仅对契丹人较为宽容，还提拔任用有才能的契丹人为官。

所以，在蒙元开疆拓土、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契丹人也跟着南征北战、四处迁徙，1253年，蒙哥派忽必烈南征云南，大量的契丹人也被编入“探马赤军”，随军南下。

云南平定后，为了军事驻防的需要，忽必烈下令：“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契丹人由此落户云南，从事防戍和屯垦工作。

800年来，这些契丹人逐渐改变了原本以游牧畜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与云南本地人长期杂居融合，无论是在血统上，还是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上，他们与当地的民族愈加接近。

那么，如今还能找到契丹后裔吗？

近年来，根据专家的深入研究和四处走访，已大致确定，契丹族的后裔主要分布在以下这两个地方：

第一，云南滇西地区的“本人”，主要聚居地为施甸、保山、大理、临沧一带。

据学者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一书中说，生活在云南的契丹族后裔，他们自称“本人”，数量大约有15万人。

其中，有9万多人聚居在今保山市施甸县，以“阿、莽、蒋”为姓，如今成了汉、彝、布朗、佤等民族。

这些契丹后裔为什么不以原先的“耶律”为姓呢？

据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藏的《勐板蒋氏家谱》记载：

“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

云南“本人”供奉的祖宗牌位

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关键信息：

首先，生活在云南的契丹后裔之所以改姓“阿”，主要是为了纪念始祖“阿保机”，这才取了他名字中的第一个字作为姓。

这种说法在施甸县甸阳镇长官司保存的《施甸长官司族谱》中也得到了证实。

这本族谱的卷首有一首七言四段秘诗，其中一句为“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意思就是说，他们原先是耶律姓，后以堂前始祖阿保机的名字，才改作了“阿”姓。

其次，契丹后裔根据生存需要，又先后将姓氏改为“莽”和“蒋”。

公元1441年前后，契丹后裔之所以将“阿”姓改为“莽”，主要是因为在云南本地人蒲人的语言中，“莽”含有王、君、首领的意思。

而明朝时期，在云南世袭“土司”一职的契丹后裔，通过改姓，既可以拉近与云南当地人的距离，也便于管理当地人。

后来，明神宗把大批汉人迁入云南，希望“开化夷西，改土归民，改夷为汉”，契丹后裔为了配合朝廷的政策，又“耻从夷姓，乐慕中华，改为蒋姓”。

除了改为“蒋”姓，也有一小部分契丹后裔改成了杨、李、赵等姓氏。

在今天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榔村，仍保留有一座蒋氏宗祠，与汉人坐北朝南的建筑风格不同，这座祠堂的正门朝东。

据考古资料显示，历史上的契丹人有“朝日”的习俗，所以，辽国的建筑也都是东向的。

祠堂的正门两边，还有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

这些细节都说明了，阿、莽、 蒋三姓同源同宗，都是耶律氏契丹的后裔。

虽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契丹后裔的体貌特征、生活习惯已与当地人大同小异，但在一些特殊的习俗上，还是能看到数百年前契丹的影子。

比如说，契丹有“同姓不婚”的婚俗，生活在云南的契丹后裔不仅同姓不婚，而且阿、莽、蒋三姓之间，因为同一个祖先也不通婚，无论男婚女嫁，必然在三姓之外。

再比如，生活在施甸县莽王寨的契丹后裔在结婚时，还保留着“撒赞”的习俗，有一段赞词一直从古流传至今:

小小瓜子撒四方，

一撒向东去当王，(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将长子耶律倍封为"东丹王")

二撒向南走后唐，(指耶律倍为防止耶律德光陷害，弃辽投奔南唐)

三撒向西亡国恨，(指辽被灭后，耶律大石建立西辽)

四撒向北不相忘。（指契丹人随蒙古大军南下）

尤为可贵的是，生活在云南的契丹后裔，传承和保存了较多的契丹历史文化气息。

在施甸，至今仍有长官司署、长官司族谱、阿苏鲁墓、契丹小字、耶律宗祠、姚关大乌邑蒋氏祖祠、由旺土主庙等众多遗迹，是全国唯一一处保存相对完整的契丹后裔遗址。

第二、生活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达斡尔人，也被认为是契丹族的后裔。

1996年的一天，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刘凤翥（zhù）老先生，突然收到了一封神秘信件，来信人在信中说道，他怀疑达斡尔人是契丹人的后裔，希望刘老先生能亲自到莫力达瓦自治旗考察一趟，解开这个疑惑。

看到信中的内容，刘老先生非常激动，众所周知，他是国内少数研究契丹史的专家，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契丹后裔，可始终没多少收获，如今，竟有人提供了一个重大线索！

顾不得年迈的身体，刘凤翥老先生放下信，立即赶往达斡尔人聚居的莫力达瓦自治旗。

经过一番考察之后，刘老先生基本认定，达斡尔人就是契丹族的后裔。

他给出了几点理由：

其一：“达斡尔”本意为“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这个称呼来源于契丹。

这种提法，最早出现于清乾隆年间，乾隆热衷于研究历史，在他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就提到，“达斡尔”其实是契丹古八部之一“大贺氏”的音译。

这就为“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提供了直接的史料依据。

达斡尔人

其二：达斡尔人的传说与历史上契丹人的生活轨迹互相吻合。

由于达斡尔人没有文字， 所以，几百年来，他们既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也不知道本民族的历史，只知道一个口口相传的传说。

在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在萨吉尔迪汗的带领下，从原来“散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地方”也就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迁居到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一带修边堡，从此，便在此地定居下来。

“边堡”是一种类似于长城的防御建筑，在史书的记载中，金国为了防御北方蒙古部落的侵袭，曾强征大量的契丹人修建界壕，“界壕”的作用和“边堡”类似，都是为抵御蒙古人而建的。

由此可见，达斡尔的传说就和契丹人的历史，就有了惊人的契合。

其三：达斡尔人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上与契丹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在某些字的发音上，达斡尔人将“铁”称为“卡萨哦”，契丹语也叫“卡萨哦”；契丹语把兔子叫做“陶莱”，达斡尔人则叫做“陶里”；契丹语的“人口增长”发音为“普苏丸”，达斡尔人则发音为“普苏拜”。

上面提到，契丹有“同姓不婚”的婚俗，如今的达斡尔人，也保持着同姓不通婚的习俗；在信仰上，达斡尔人和契丹人信仰的都是萨满教，而且二者之间在狩猎、捕鱼方式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最值得一提的是，自古以来，达斡尔人就特别热衷和擅长曲棍球运动，而历史上的契丹人，为了训练士兵，也经常让他们打马球，甚至还将马球作为一项重要的节日习俗。

马球的打法和曲棍球类似，通常被看做是曲棍球的“前身”。

我们有理由推测，具有达斡尔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曲棍球，很可能就源自辽代契丹族的马球运动。

基于以上三个理由，刘凤翥老先生在《从契丹小字解读达斡尔为东胡之裔》一文中总结说：“达斡尔族是元灭金之后，由留居当地的契丹人，逐步发展起来的。”

尽管有很多证据说明，“本人”和达斡尔族，很有可能是契丹族后裔，但毕竟还没有最直接的史料进行证明，所以史学界一直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

直到后来，科学家们利用新兴的“分子考古学”技术，通过提取契丹古尸身上的DNA ，与疑似契丹后裔的DNA进行对比，这才给出了确切的答案，揭开了这一困扰学者百年的难题。

契丹女尸复原图

科学家们先是从内蒙古出土的、明确为契丹古尸的身上，提取了牙齿、骨骼等6例遗骸标本，然后又采集了数十例血统纯正的云南保山、施甸“本人”和达斡尔人的血样，此外还有一些鄂温克族、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

经过DNA检测和对比后，科学家们给出了结论：

达斡尔族与契丹族有非常亲近的遗传关系，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

也就是说，达斡尔族基本可以确定是契丹族的后裔，云南“本人”的祖先也是契丹人，只不过在长达800年的繁衍生息中，他们与当地民族不断通婚，导致与达斡尔人相比，云南“本人”，同契丹人的血缘关系要稍远。

除了上述两个得到证实的契丹后裔群体外，在我国还分布着一些未经证实的契丹后裔。

比如说，在今天天津宝坻县，有一个“耶律各庄”，村里人大多姓“刘”，据村里的老人说，他们的祖上就是契丹人，原姓“耶律”。

西安市长安区也有两个村庄，耶柿村和耶家坡，村民大多以“耶”为姓，据说，他们这个“耶”姓来自“耶律”中的第一个字，他们的祖先是辽代的一位耶律天庆王，而根据当地村民所藏的一块牌匾显示，在解放前，他们还姓“耶律”，后来才改成了单姓“耶”。

一部契丹消亡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在800年的民族大融合中，契丹虽然最终消弭于史册，但它并没有灭亡，而是融入到了华夏各民族中，契丹以自己独特的文化既改变着其他民族，也被其他民族同化着， 最终实现了，“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你还知道哪些人是契丹后裔吗？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