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扩张之路，用两个字即可概括：高、大。

所谓“高”，指的是喜欢建高楼，尤其是摩天高楼。根据CTBUH全球高层数据库数据显示，中国超过100米的大楼有2262幢，是全球摩天大楼总量最多的国家。超高层住宅建筑，我们也是全球第一。另外，全球十大高楼，中国占6个。

至于建高楼的原因，起初是考虑到城市化不断推进，城市人口众多，居住密度越来越大。而城市的土地又是有限的，所以只能不断向上建，向天要空间。在有限的土地上建高楼，是为了节约土地资源，提升空间利用率。换言之，建高楼是为了解决人口规模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

当然，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很多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县城也开始盲目追求建高楼，有些人口不足30万的小县城，住宅楼也能建到100米以上，这就有点走偏了。这时候很多城市建高楼，一方面是为了利益，另一方面是城市间在互相攀比。有句话说得好：城市经济实力强不强，全看大楼盖得高不高。这时候的高楼就成了经济发展的附属品——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背后，是金融力量的蓬勃动力。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国家在2020年、2021年两年时间里，反复发了4次《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通俗点说就是“高楼限高令”。目的只有一个：严格规定以后城市的建筑高度，对建筑高度超过100米、150米、250米、500米层层设卡，不能再随意建设高楼，需要充分论证，满足各种严苛的条件才能建。

而“限高”的本质是，一方面我国的住房严重过剩，另一方面被忽略了二十多年的“消防安全隐患”，确实需要高度重视起来了。

所谓“大”，就更好理解了，向外扩容，不停摊大饼，无序扩张。

前些年盛行的模式主要有，城市合并、撤县设区、大都市圈扩张等。比如过去10年，全国城市扩容最典型的城市有5个，合肥、成都、西安、济南和长春，都是借助合并周边城市，迅速做大了城市体量，增加了城区人口规模，从而顺利晋级“特大城市”、“大城市”名单。2019年济南合并莱芜，更是开辟了省会合并地级市的“先河”。上述5个城市扩容所用的理由，基本类似：提高省会首位度和城市发展需要。

全国各大城市为什么挤破头也要“做大做高”？原因只有一个，为了自身的利益——城市不断扩容，有利于形成产业和人口等要素的集聚，从而能够在比较高的层次上以比较强的力度形成创新创造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空间、政府和人口，一直都视为是影响着城市发展命运的三种关键要素。而“三要素”中，最关键的就是人口——城市人口多寡，决定了城市等级、城市能够建设楼层的高度、地铁申报权力，以及获得资源多寡。

就拿我们经常说的城区人口来说，是住建部划分城市等级的唯一指标，需要注意的是，“城区”不包括镇区及乡村。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100万至500万，为大城市，其中300万至500万的为I型大城市，100万至300万的为II型大城市；50万至100万的，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

今年10月份，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就发布了全国106个大城市名单，其中7个是超大城市、14个是特大城市、14个是Ⅰ型大城市，还有71个是Ⅱ型大城市。

另外，像石家庄、临沂等城市，虽然全市人口总量超过千万，但因为城区人口比例不高，所以均未能跻身特大城市之列。

有人可能会说，城市大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实则不然，城市能级作用巨大，它甚至是一个城市能不能享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重要砝码。比教育、医疗等资源的落地，比如相关产业的落地，再比如申建地铁等，都有城市能级、人口规模作为硬性条件约束。

像包头、兰州、呼和浩特、南通和福州这几个城市，修建地铁被叫停，主要原因是市区常住人口不达标。

目前还在翘首以盼扩容的城市有，深圳合并莞惠、武汉合并鄂州、西安合并咸阳、汕揭潮合并、宁波舟山合并等。

不过，最近出现的一个被忽略的重要信息，可能预示着这些城市的扩容之梦，要暂时破灭了——12月14日，中央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文件，其中第（十五）条“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明确提到，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中心城市规模无序扩张。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支持培育新生中小城市。健全城镇体系，依法依规加强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完善，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进城市设施规划建设和城市更新。

一共127个字符，涉及三大重点：一是21个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何为瘦身健体，今年7月份国家发布的另一份文件，已经给出了定义，我贴在下面；

二是9大中心城市停止无序扩张；

三是培育中小城市，重点发展县域经济。

国家一边喊着“扩大内需”，一边又“不准大城市随意扩张”，到底释放什么信号？铁锤觉得主要有5方面的信号意义：

第一，在这份文件之前，其实国家已经发布了3份文件（3月份、5月份和7月份），都提到了“疏解大城市问题”。如此密集且强针对性的连续出台政策，的确少见，可见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可见国家决心之大。

第二，在当下这个关键时间点提“大城市瘦身”、“中心城市停止无序扩张”，不免让人和疫情联系起来——过去三年，经历疫情冲击，很多大城市都严重暴露了“大城市病”，武汉、上海、广州均如此。

每一个千万级人口城市，疫情爆发时，几乎都在人口流动，物资、物流、医疗配套等方面遇到了挑战，更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这种问题集体在多个城市身上发生，自然会引起高层对城市治理能力的审视与反省，对现有城市发展路径提出质疑。事实证明，过去一味摊大饼式的发展，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一个城市资源、空间有限，并不能承载大量人口，盲目实现规模扩张，会带来诸多难解的城市病。

第三，为了区域均衡发展。过去这几年，很多城市提出的“强省会”策略，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对周边城市和地区，造成强“虹吸”，把周边的资源要素都吸收到它那里去了，造成了区域更大的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区域差距越拉越大。

比如陕西省，10个地级市，除西安、榆林外，有8个地级市人口负增长，6个人口深度老龄化，西安“一城独大”问题严重，不仅导致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扩大，更与国家倡导的共同富裕相违背。像成都、武汉、西安这样的强省会，看似风光的背后，也有着非常大的隐忧。

从文件来看，仍然在鼓励“都市圈”发展，结合来看，国家的态度很明确，人口和资源可以向中心城市聚集，但中心城市不能独自享用，还要向周边小城市疏散，带动他们一起发展，这才是国家的真实用意。

第四，政策鼓励“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真的意味着县城会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吗？铁锤只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理论上来说，我们都希望超大特大城市能形成能量辐射和功能转移，继而带动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强县经济”成为未来的主流。

但现实中，这是很难实现的。一方面，欠发达地区自身弊端很大，地理位置、营商环境、产业经济成本高等，都是不可破解的难题。

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产业、高校、国企央企等更不可能迁移到小城市，所以也就不存在人口向全国众多的三四线城市回流的情况。更何况，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这本身就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五，有一点倒是很能确定，最近这几年靠造概念的城市，涨起来的房价，吹大的泡沫，可能要彻底破灭了。比如临深的惠州、环京的燕郊、固安等，自身造血能力、经济动能不行，靠一纸政令就想让石头变金子，这是不现实的。

回顾过去这些年，那些强势崛起的城市，哪怕是都市圈外围的城市，哪一个也不是靠着大城市产业转移，等着天山掉馅饼，发展起来的。诸如招商引资、产业资源落地、人口涌入等，更是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

既然超大特大城市瘦身难度较大，国家为什么还要提呢？还是那句话，纠偏的过程总是缓慢的。但晚做比不做强，更非过犹不及。不可否认，未来超大特大城市仍然会在扩张之路上继续前行，但有宏观政策的指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城市盲目扩张的冲动。简言之，大城市扩容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上，但无序扩张的时代结束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