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中之战，又称“关西三叛”，是五代后汉乾祐元年（948年）至乾祐二年底（950年1月），中央朝廷平定河中、永兴、凤翔三镇联合叛乱的关键战役，此战既是藩镇势力挑战中央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尝试，也是五代权力格局从藩镇主导转向中央集权的重要转折点。

乾祐元年（948年）初，其子刘承祐继位（即汉隐帝），此时朝廷根基未稳，地方藩镇势力依旧强盛，其中河中、永兴、凤翔三镇尤为突出，均手握重兵、独霸一方，对中央权威构成严重威胁。

河中之战

叛乱的核心发起者是河中节度使李守贞，他出身军旅，早年追随后晋、后汉多位君主，战功卓著，却一直心怀异志。刘知远去世后，李守贞认为后汉朝廷年幼主弱、群龙无首，正是割据自立的绝佳时机，于是暗中联络永兴军节度使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三方达成同盟，约定共同起兵反叛，意图瓜分关西、关中地区，进而进逼后汉都城开封，图谋天下。此外，李守贞还试图勾结契丹、后蜀、南唐等外部势力寻求支援，扩大叛乱声势，一时间关西、关中地区陷入动荡，后汉政权面临严重危机。

叛乱爆发后，汉隐帝当即下令出兵平叛，但初期朝廷军队缺乏统一指挥，诸将各自为战、互相推诿，加之三镇叛军协同防守，导致平叛之战陷入僵局，久攻不下，甚至出现官军被动挨打、粮草不济的困境。其中永兴军叛首赵思绾在长安被围后，竟残暴到活捉城中妇人小孩充作军食，致使长安城内十万民众多数饿死或被杀，惨不忍睹。

郭威河中之战

情急之下，汉隐帝任命枢密使郭威为平叛总指挥，统一调度全军，全权负责平定三镇叛乱。郭威临危受命后，迅速调整战略，确立了“先打核心、分割包围、长围待竭、劝降为辅”的战术，重点主攻李守贞所在的河中府——因为河中是三镇叛乱的军事、政治核心，拿下河中，便能瓦解三镇同盟的根基。

郭威抵达前线后，首先征调大量民夫，在河中城外围修筑高墙、挖掘深壕，构建起严密的包围圈，同时派遣水军封锁黄河，彻底切断河中城与外界的粮道、外援，让叛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与此同时，他严明军纪、禁止劫掠，推行“营田法”保障军粮供应，善待士卒、笼络军心，极大提升了官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面对郭威的围困战术，李守贞多次率军突围，均被官军击退，叛军士气日渐低落。随着围困时间的延长，河中城内粮尽粮绝，与外界消息不通，居民饿死十之五六，人心涣散，叛军将领纷纷动摇。乾祐二年（949年）七月，河中节度副使周光逊、裨将王继勋等率先领兵请降，此后叛军投降者络绎不绝。同月十三日，郭威率军攻克河中府外城，二十一日攻破内城，走投无路的李守贞见大势已去，举家自焚而死，河中镇叛乱彻底平定。

十大节度使

河中平定后，郭威迅速调兵增援其他战场，围剿永兴、凤翔两镇叛军。此时三镇同盟已瓦解，赵思绾在长安孤立无援，被迫出城投降，后被朝廷处决；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困守孤城，后蜀援兵多次被官军击退，无法突围，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岐州自焚身亡，至此，持续一年九个月的三镇叛乱被彻底平定，河中之战落下帷幕。

整个河中之战，过程很简单，规模也不算大，打得也不精彩，相比于朱温和李存勖时代的大战，几乎不值一提。但是河中之战的影响却不可谓不深远，其不仅使得郭威一飞冲天，成为了后汉军权的绝对掌控者，同时对自天宝年间以来，藩镇做大的局面，起到了颠覆性的改变，是五代乱世的重要转折点。

河中之战之所以成为五代朝代 “继承权” 的关键转折点，核心是它打破了此前 “河东节度使主导政权更替” 的格局，推动军权从地方强藩转向中央禁军，最终让殿前都检点取代河东节度使，成为决定朝代归属的核心职位，具体逻辑的如下：

河东节度使太原起兵

一、战前格局：河东节度使是五代 “帝王摇篮”，掌控继承权核心

五代前期，河东节度使是绝对的权力核心，堪称 “朝代继承权的代名词”。河东节度使治所位于太原，扼守北疆、易守难攻，手握重兵且掌控盐铁之利，能实现钱粮自给，实则是 “半独立王国”，具备完整的立国根基。从五代政权演变来看，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的开国君主，均以河东节度使为根基起兵建国 —— 李克用父子凭河东开创后唐，石敬瑭借河东之力建后晋，刘知远以河东为基地立后汉，形成了 “谁掌控河东，谁就能逐鹿中原、登顶帝位” 的惯例，河东节度使也因此成为五代前期政权更替的核心 “继承权载体”。

二、河中之战：摧毁藩镇根基，抬升中央禁军地位

五代后汉时期的河中之战（郭威平定李守贞叛乱），看似是一场普通平叛，实则是强势藩镇衰落、中央禁军崛起的标志性事件，直接动摇了河东节度使的权力基础：

打击藩镇核心势力：叛乱主角李守贞身为河中节度使，是与河东节度使并列的强势藩镇代表，其叛乱本质是藩镇挑战中央权威的延续。郭威奉命平叛，采用围城战法彻底攻克河中，不仅消灭了李守贞的势力，更向天下藩镇传递了 “中央有能力压制地方割据” 的信号，打破了此前藩镇拥兵自重、随意挑战中央的局面，河东节度使这类强藩的威慑力大幅下降。

郭威黄袍加身

凸显中央军方核心价值：此次平叛的核心力量并非地方藩镇军队，而是郭威统领的中央直属军队。郭威凭借此战积累了极高的军中声望，也让中央军队（后续演化出的禁军）成为决定政权稳定的关键力量，彻底扭转了 “地方藩镇军强于中央军” 的失衡格局，为后续中央禁军掌控军权奠定了基础。

催生新的权力核心：郭威平叛后声望日隆，被后汉隐帝猜忌而遭遇灭门之祸，随后郭威以中央军方领袖的身份起兵反汉，建立后周。这一过程标志着 “地方藩镇起兵夺权” 的模式开始失效，“中央军方领袖主导政权更替” 的新模式正式开启，而这正是殿前都检点崛起的前提。

殿前司崛起

三、战后演变：殿前都检点取代河东节度使，成为新的 “继承权载体”

郭威建立后周后，深刻吸取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着力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藩镇，重点打造直属中央的精锐禁军，殿前都检点这一职位应运而生，逐步取代河东节度使成为新的权力核心：

殿前都检点的崛起：后周世宗柴荣时期，进一步改革军制，精选天下骁勇之士组建殿前诸班（后周最精锐的禁军），特设殿前都检点作为禁军最高统帅，统辖殿前军、掌握京城戍卫和皇帝亲军指挥权，其权力远超地方藩镇将领，成为皇帝最信任、最核心的军方亲信任职的职位。

河东节度使的衰落：河中之战后，中央持续收归地方财权、兵权，河东节度使的独立性被大幅削弱，原本掌控的重兵被逐步收归中央，财税也需上缴中央，不再具备 “半独立王国” 的实力。即便后来刘崇以河东节度使身份建立北汉，也只能依附契丹才能生存，再也无法像前代那样，仅凭河东一地之力挑战中央、争夺帝位，河东节度使彻底失去了 “继承权载体” 的价值。

赵匡胤黄袍加身

继承权模式的彻底转变：五代后期，“兵强马壮者为天子” 的规则未变，但 “强兵” 的归属从地方藩镇转向了中央禁军。殿前都检点作为禁军最高统帅，手握京城精锐兵权，成为能直接决定帝位归属的关键职位，柴荣病逝后，时任殿前都检点的赵匡胤，仅凭手中的殿前军就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正是这一转变的最终体现。

总体而言，河中之战的核心意义，是终结了五代前期 “藩镇主导政权更替” 的格局，推动军权从地方（河东节度使）向中央（禁军）转移。郭威凭借此战崛起并建立后周，随后推行的军制改革催生了殿前都检点这一核心军职；而河东节度使则因藩镇势力衰落，逐步丧失了掌控继承权的实力。最终，“朝代继承权” 的载体完成了从 “河东节度使”（地方强藩）到 “殿前都检点”（中央禁军最高统帅）的彻底转变，奠定了五代后期至北宋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