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风，裹挟着盛世的雄浑与宫闱的清芬，掠过蜀地的青山与长安的朱墙。彼时，汉武帝开疆拓土，罢黜百家，大汉王朝迎来了 “汉武盛世” 的荣光，文人墨客云集长安，辞赋之风盛极一时。在这样一个 “崇文尚赋” 的璀璨年代，司马相如一袭长衫，从蜀郡成都的巷陌走来，以锦绣辞章惊艳朝堂，以旷世才情赢得盛名，最终却在宦海浮沉与知音难觅中，归于静默。他的一生，如清辉漫洒的月光，华美却带着清冷，其赋作中的箴言，化作诗词般的绝唱，带着辞赋的绮丽与生命的孤寒，在历史长河中悠悠回响，藏着无人能懂的清雅与悲凉。

司马相如生于公元前 179 年，卒于公元前 118 年，出身蜀郡成都的普通家庭。少年时便嗜书如命，“口吃而善著书”，虽不善言辞，却在笔墨之间尽显才华。他早年慕战国蔺相如之为人，更名 “相如”，心怀 “以文辅政” 的理想，却因家境清贫，初入仕途便遭遇挫折，只得客居梁国，依附于梁孝王刘武。梁国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汇聚了邹阳、枚乘等名士，司马相如在此得以潜心治学，写下了早期名篇《子虚赋》，其辞藻之华丽、想象之瑰丽，初显大家风范。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这句掷地有声的箴言，是司马相如一生的追求。梁孝王去世后，司马相如返回蜀地，过着闲居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受邀赴临邛县令王吉的宴会，结识了当地富豪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卓文君貌美聪慧，精通音律，却不幸新寡。司马相如在宴会上弹奏《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琴音婉转，情意绵长，深深打动了卓文君。卓文君不顾门第之见，连夜与司马相如私奔，成就了 “文君夜奔” 的千古佳话。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化用其赋中深情意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始于一见钟情，归于相濡以沫。私奔之后，两人回到成都，家境贫寒，只得 “卖酒舍于市中，而令文君当垆”。卓王孙碍于脸面，最终不得不赠予重金，让两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这段爱情故事，成为司马相如人生中最温暖的底色，也为他的辞赋注入了细腻的情感。他在《长门赋》中写下 “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以宫妃的口吻诉说相思之苦，其情感之真挚，令人动容，这与他对卓文君的深情不无关联。

汉武帝即位后，偶然读到《子虚赋》，赞叹不已，误以为是古人之作，感慨 “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逢司马相如的同乡杨得意担任狗监，趁机举荐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奉召入长安，面见汉武帝，献上《上林赋》。赋中以磅礴的气势、华丽的辞藻，描绘了上林苑的壮丽景象与汉武帝的游猎盛况，“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既歌颂了大汉的强盛，又暗含讽谏之意，深得汉武帝赏识，被任命为郎官。

“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 司马相如虽以辞赋成名，却并非只会 “吟风弄月” 的文人。他曾多次跟随汉武帝巡游，奉命出使西南夷，安抚少数民族部落。他写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以情理兼备的言辞，化解了巴蜀百姓对征调的不满，促进了西南夷与中原的交流融合，为大汉王朝的边疆稳定立下了功劳。他以文辞为利器，践行着 “以文辅政” 的理想，展现了文人的担当与智慧。

然而，宦海浮沉，盛名之下往往暗藏危机。司马相如的辞赋虽受汉武帝喜爱，却也因 “劝百讽一” 的风格，被部分大臣诟病为 “虚辞滥说”。他性格耿直，不擅钻营，在朝堂中始终未能获得实权，长期担任郎官、孝文园令等闲职，难以施展政治抱负。“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虽贤者不能以易天，虽不肖者不能以难人。” 他深知官场的规则，却不愿妥协，只能将满腔抱负寄托于辞赋之中，在笔墨世界里寻找精神的寄托。

随着年岁渐长，司马相如的身体日渐衰弱，加上与汉武帝的政见偶有不合，他逐渐萌生了退隐之意。他借病辞官，返回蜀地，与卓文君相伴。然而，岁月无情，卓文君的容颜渐老，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遭遇了考验。相传，司马相如晚年曾有纳妾之意，卓文君写下《白头吟》，“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以深情与决绝挽回了司马相如的心。这段插曲，虽最终以圆满收场，却也暴露了两人感情中的裂痕，让司马相如的内心增添了几分愧疚与孤寂。

“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晚年的司马相如，潜心整理自己的赋作，回望自己的一生，从蜀地的寒门书生到长安的文坛领袖，从 “文君夜奔” 的浪漫到宦海浮沉的疲惫，心中满是复杂的滋味。他写下《封禅文》，建议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以彰显大汉的盛世荣光，这既是对汉武帝的颂扬，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抱负的最后寄托。然而，《封禅文》献上后不久，司马相如便一病不起。

公元前 118 年，司马相如在蜀地病逝，享年六十二岁。他的一生，留下了《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凤求凰》等不朽名篇，其赋作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开创了汉赋的鼎盛局面，被后世誉为 “汉赋四大家” 之首。“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他的辞赋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感悟与政治理想，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相如的名句，如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化用）等，既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与文学才华，也藏着他对人生、对爱情、对理想的深刻思考。这些箴言，如诗词般凝练隽永，带着辞赋的绮丽与生命的孤寒，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司马相如的一生，是悲怆的一生。他身怀绝世才华，却在宦海中难展抱负；他拥有浪漫的爱情，却也遭遇过感情的危机；他赢得了千古盛名，却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知音。他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王朝，文人的才华往往只能成为帝王的点缀，难以真正实现 “以文辅政” 的理想。但他的一生，又是璀璨的一生。他以笔墨为媒，创造了汉赋的巅峰，让辞赋成为盛世的绝唱；他以爱情为翼，演绎了千古佳话，让深情成为岁月的温柔。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西汉的盛世早已化为尘土，长安的宫墙也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司马相如的辞赋依然熠熠生辉。他的《子虚赋》《上林赋》，让我们得以窥见大汉盛世的雄浑气象；他的《长门赋》《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真挚与美好。司马相如的一生，如同一首绮丽而悲凉的诗词，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流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赋笔流芳，穿越千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诉说着一位伟大辞赋家的华美人生与诗化尘缘，激励着每一个心怀理想、热爱文学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