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是国家的心脏。
首都的选址，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迸发出生机勃勃的活力。
现如今中国的选址是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又是明清两代的首都之选，这里的政治文化气息非常浓。
而曾有一个人，他提出“中国可以将首都定在新疆伊犁，一旦为之，中国或可称霸亚洲”。
孙中山经过多年努力，在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一举推翻了2000年来的封建帝制。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后，共和民主才在中国人心中逐步树立。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急需要一个地址作为新国家的选址，在集合了所有官员的意见之后，众人大多想在北京、武昌、南京之间选出其一。
在当时北京作为前清朝故都，社会秩序，政治面貌都是现成的，构建国家的政治中心速度也要更快，而且还能给民众一种“改朝换代，迎来解放”的感受。
南京作为最后一届汉人王朝曾经的首都选地，重新落户于南京对于推翻满洲政权的政治影响力要更大。
而在20世纪初，西方各国先进工业主要通过轮船进行运输，南京地区靠海更近同西方的交流也要更高。
至于武昌，政治意味儿要更浓，这里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又是当时的经济重镇，长江连接东西部，铁路连接南北部。
从发展中国来讲，是孙中山认为的定都首选之地。
孙中山认为，“想要向亚洲中部发展则选择西安，想要发展传统汉地18省则选择武昌，想要谋取亚洲则选伊犁”。
孙中山之所以着眼于伊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脱不开关系。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但是国家却百废待兴，新世界到来之后，国家不仅没有欣欣向荣，反而日趋衰退。
在当时新建立的国民政府海上力量十分衰弱，根本无力抵挡来自西方势力对于海上的侵袭，由此海上国防在当时被半放弃。
在当时一众人想要定都武昌，但孙中山又考虑到，武昌虽然有利于国内，但是国外鞭长莫及；
西安虽是13朝古都，但是无论是经济，政治都不适合作为新国家的首都。
历代以来，国内首都都沿西向东逐步迁移，那孙中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将目光定在伊犁。
孙中山认为，伊犁虽然远离传统中国腹地，但是却可以轻而易举的依靠青藏高原，河西走廊等躲过来自海上的侵犯，给国家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
由于新疆地处亚洲腹地，不仅可以直接控制蒙古，西藏等传统鞭长莫及的地区，还能够给国家留足发展空间，保留向中东拓展空间的潜力。
伊犁还是一个绝佳的通商口岸，东西方之间的路上贸易大多经过伊犁，而且这个地区人烟稀少，修建成本要远低于内陆地区，仅需要修建一条铁路，那便可以换来一个生机勃勃的伊犁。
孙中山的建议固然有一定道理，不过，本质上属于另起炉灶，由此必然要从腹地地区吸纳资金来建设新伊犁。
但是中国当时经过多年战乱，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掠夺，国家那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
此时从百姓手中抽出资金建设新伊犁，无异于敲骨吸髓。
而且当时的封建残余势力随时伺机反扑，此举无疑是给予其机会，重新恢复封建王朝。
当时世界汽车事业如火如荼的发展，传统依靠地形产生的战略优势，在新装备面前意义已经不大。
就是说迁都伊犁，多半也无法抵挡列强的侵略。
并且，伊犁距离海洋遥远，大大增加了对外交流的难度。
最重要的是新疆少数民族众多，而汉族人数较少，缺乏民众基础，传统以汉文化为基础的众多政策，也难以顺利展开。
最终，在综合考虑过后，孙中山还是选择定都南京了。
孙中山选择南京作为首辅，最直接的促成因素则是形势所迫。
爆发起义的武昌不但是孙中山心目中第一序列的国都首选，还是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爆发之地。
但是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很快就招来了满清的反扑，势单力薄的武昌危在旦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将武昌作为国都之地，显然是不现实的。
起义还有失败的风险。
十分幸运的是，12月2日起义军攻克了南京，这才让武装起义活动有了新的枢纽，南京也成为了临时政府所在地。
自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来，南京临时政府已经运行半月有余，基本的指挥框架皆已搭建完毕，此时的孙中山自然不可能花费时间和物力去进行迁都。
国家刚刚建立便要迁都，显然会打击民众的自信心，而且第一首都的政治身份，此时已经落户在南京身上。
为了号召继续反抗满清统治，此时的南京比武昌，更适合作为领袖之地。
其实南京自古以来就是反抗异族统治的大本营。
明朝洪武年间，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在南京这片土地上，反抗的种子早已经生根发芽，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上十分特殊。
由此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上讲，南京反而要遥遥领先。
此后孙中山恢复了南京的称呼，要知道此时国际上对于该地的称呼一直以来都是南京，所以此举也意味着，孙中山想要同国际接轨，希望世界重新认识南京。
至此，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位置彻底确立。
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孙中山结束了清朝的统治，在民众心中埋下了民主自由民权的种子；
在历史的关键转折期，为后来的社会转型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给首都选址若真的选择伊犁，以当时国民政府的能力，中华腹地的军事防御根本就鞭长莫及，最终结果恐怕不容乐观。
总的来说，南京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最适合作为国家首都的城市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