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遂

一九〇四年六月，我用朱绍熹的名字报考武昌张之洞创办的“东、西、南、北、中”五路高等小学校中的“北路学校”。在发草榜时，榜上还是写的朱绍熹，及至复试后，在学院衙门前发正榜时，却写的不是朱绍熹，而是写的朱绍衣。

由于朱熹是宋代的哲学大家，入配孔庙，对“熹”字应当避讳不能用。所以试官为我代改绍熹字为绍衣字，我和考生们都不知道。我乃去问试官，试官才告诉我犯了古人的讳，我们才明白。以此，曾写诗曰：

学院衙门看榜时，考生气若竹筒吹。

大家一致齐嗥叫，天外飞来朱绍衣。

一九〇五年五月，适逢过端午节，我和同学们一道，表演了一出“打倒贪官污吏”的戏剧。先是五路学技一面的招生，一面盖新校舍。张之洞办五路学校，是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他经常查询各校办理的情况。其它各校，都还办得好唯育北路的校长徐航华，是以武昌府学的训导兼任的。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奸巨猾的贪污分子。他克扣教职员的一切费用，尽饱私囊。例如：盖新校舍，校舍还未盖起，他就在校舍大门外，占用公家的地皮，盖好一座新式的两进的四合的徐公馆。又如别校发给学生的长筒皮靴，都是真皮子做的；北路发的长筒皮靴，都是纸做的，一见水就脱底，等等。

先是南路的校舍盖起来了，南路的住入本校；西路的校舍也盖得较早，西路学生也住入本校了。只有东、北、中三路的校舍还未盖起，所以中、东、北路借住大贡院，把大贡院从中脉划为两半，东路住北边，中路住南边，中间用细木条编花篮格子为界限。所以两校食堂、教室都是相对的，彼此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年春，东路的校舍盖起来了，东路住进了本校。原来北路开学时，是借住望山内的大公馆(即钦差大臣住节的地方)，房子太少了，住不过来，所以东路从大贡院搬走了，北路就跑到大贡院填东路的空。

五路师生员工的编制，完全相同，每校招生两班，分为甲班六十名，乙班六十名，教职员工的工资亦同。由于北路单住大公馆时，全体同学对徐校长的贪污，都是恨得气鼓鼓的。只是没有比较、有机会好燥发而已。待搬到大贡院后，

一九〇五年的端午节早餐，中路食堂的饭桌上摆满了节日的食品，应有尽有；而北路的饭桌上依然是稀饭一桶、馍馍三个、白糖一碟而已。这一对比，全体同学的积愤，就像黄河决口，火山爆炸一样。

向例，全体同学吃饭时由甲班班长带队入食堂，下了开动的口令，同学们才吃饭的。我一进北路，同学们就要选我为甲班长。这一次我带队入食堂后，没有发“开动”的口令，我问同学们，大家对于早餐有无意见？大家一拥而出食堂，即刻站好队，齐声喊：“班长，走，上制台衙门告状去！”我立刻下口令：“向右转，目标制台衙门——快步前进！”

这一下，把全体教职员吓慌了。我们已经走出了大贡院“惟楚有材”的牌坊，上了贡院衔，走到有群众的地方去了有些教职员是徐校长私交，有些是为了校长的情面，出来哄的哄、劝的劝。徐校长也穿着全身大礼服赶来向我们哭哭泣泣，低头认罪。我们不管邪些，当着群众的面，严厉地历数他的贪污罪行。在烈日暴晒之下，从早七时斗到正午，徐校长承认了他的一切罪行；并说“只要你们回校了，我一切都听你们的话，你们派代表监督我，我一切都照章办事。”这样，我们才回校。他吩咐厨子重新办饭菜。同学们还是没有吃饭，都到寝室里睡觉去了。徐校长和两个校监提着酒壶，捧着酒，一个一个地在寝室里劝。我们一直坚持到晚八时，大家才起来吃饭。这一场轰轰烈烈轰轰烈烈的反对贪官污吏的戏剧，就此闭幕了。

我曾写过诗句：

万姓哀号水火中，贪官污吏岂能容？

学生掣出撑天手，打得贪官变狗熊。

一九○六年三月，我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东京同盟总会在武汉分会的外围组织“日知会”，担任学生运动的小头头，以两湖学生运动代表的名义，进行各种宣传活动。例如：抵制洋货，尤其是日本货，禁乘日本航行长江的轮船以及焚毁日货等等。

我曾写过下列的诗句：

痛恨双重奴隶身，誓将碧血葆青春。

微躯愿化光明烛，高照中原唤国魂，

一九〇七年暑假，我和理化专科的同学们，去南京参观两江总督张入骏在南京朝阳门内明故宫的旧址所创办的南洋劝业会。一派新式建筑，各省都建有专馆，陈列各该省所生产的特产品，争奇斗艳，花样百出。各省的土产品确实很丰富。只要实行了孙文的革命主义，中国必将一跃而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与列强并驾齐驱，不会再受列强的侵略了。

看到国际馆中所陈列的五种工业品，不禁令人愤慨不已：他们利用各种不平等的条约，剥削中国人民，他们的工业品原料，都是用贱价收买的中国的土产品，而且又在中国各地设厂制造，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剥削加剥削。其危害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又何其毒也！

我写出下列诗句：

南洋劝业会场开，取宝求经结伴来。

富国强兵无妙诀，首先夺取主权回。

一九○七年秋，登黄鹤楼，研究世界形势。我写诗云：

黄河楼高望眼宽，钻研形势久凭栏。

西看欧陆腾妖雾，东望莲瀛卷巨澜。

北国熊罴方跳舞，南天狮狗正腾欢。

立身黄鹄矶头上，当作中流砥柱看。

一九一〇年秋，日本东京同盟总会认为中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派遣湖北留学生张伯烈、夏道南两人为代表到武汉来，说清廷与洋商签订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建筑权，是丧权辱国，要向清廷请愿，收回路权，改为官督商办，以动员群众、宣传革命。当时宓丹阶、刘心源两位老人为北上请愿代表，即主持在汉口四官殿十万人的大会的召开。当宓刘两代表宣布开会后，由张、夏两代表叙述清朝签订出卖画家主权为丧权辱国事实后，我以两湖学生代表身份诽了话。

我说，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今天是我四万万汉族同胞抬头的日子。今天的大会是行动大会。自从清军入关两百六十多年来，一直骑在我汉族同胞的头上，视我汉族同胞的生命如草芥，视我汉族祖宗五千年来披荆斩棘所开辟的锦绣河山如粪土。嘉定十日，扬州三屠，杀人无数，历代的文字之狱，作瓜蔓抄，杀及十族，何其毒也！尤其是荒淫无耻那拉氏——慈禧太后，还大言不惭地胡说什么“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是可忍，孰不可忍！

同胞们！我们今天唯有一致拥护孙文革命排满的主义，唯有打倒清朝，我们才能翻身。今天我们的革命必胜，伪满必败！

我讲话的时候，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在当时动员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因为有些群众也洒了同情之泪。

我连写如下三行诗句：

(一)

中华民族正飞腾，十万弟兄十万兵。

大家同走孙文路，革命首先革清朝。

(二)

血海深仇似海洋，雪耻报仇谁敢挡。

大喝一声山岳动，旌旗十万斩亲王。

(三)

中华民族有本能，跃马挥戈上北京。

指日三军齐奏凯，齐驱并驾列强林。

一九一O年夏历腊月三十日，我在两湖师范大学毕业，回家去举行结婚仪式。

读书革命两俱忙，团年会上入洞房，

封建家庭开特例，亲朋讥笑怪新郎。

一九一二年三月，我以同学的介绍，充任湖北省羊楼岗柏墩茶支局局长。曾为铲除前清贪污恶习，严肃地建设：廉洁政府。对于当地移风易俗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颇为地方群众所称道。柏墩是生产桂花的产区，桂树都是从石缝里自己生长起来的。桂花盛开时，成为香海，香闻十里。

我曾写过下列诗句：

(一)

武昌起义奠基础，高挂青天白日旗。

建设清廉新政府，中华民族抬头时。

(二)

丹桂怒放成香海，风送花香流万方。

唯有革新新政府，直冲霄汉并飞扬。

一九一一年三月我毕业后，被湖北教育厅分配到湖北归州去充任秭归县(即归州，亦即伟大诗人屈原的故里)立高等小学教师。我到秭归后，名义上是教书，实际上还是搞宣传革命的工作。当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炮声的捷报传到秭归以后，我说服了归州知州武延绪起义，响应武昌军政府，和平解放了归州(他是汉人，江苏镇江人)。

我曾写过下列诗句：

(一)

万里长江三峡险，一摊才过一摊迎。

滩声化作蛟龙吼，直向苍天诉不平。

(二)

一叶轻舟水上飞，来途若梦首低回。

怪得昨夜滩声吼，万里鹏程到秭归。

(三)

山城毓秀又钟灵，伟大诗人此诞生。

一曲离骚悬日月，江流万古吼滩声。

(四)

武昌一炮震惊雷，捷报飞传到秭归。

说与知州同起义，中华民族生光辉。

[注：这里主要的是打通了川鄂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

一九一三年春，窃国大盗袁世凯，赶走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暗杀了内阁总理宋教仁之后，我们这般在政治舞台上的国民党员，都被袁逆赶下台了，我又回到了教育工作的岗位上来。湖北省教育厅分配我到湖北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师。

一九一六年元旦，袁世凯，仗着帝国主义的保镖，卖国求荣，竟敢称“洪宪皇帝”，我乃离开“三师”，去武汉与武昌起义时曾充任武昌军政府军务司司长的聂豫(当阳县河溶镇人)，在武汉召集辛亥起义的旧军人，在汉口日租界某号二进二楼上设立总部，组织湖北讨袁护国军，由聂豫任司令。当时组织三个军。由于我们专持军事观点，又未发动群众做后盾，所以在计划深夜袭击龟山敌人的重炮营阵地，夺取制高点，控制武汉三镇，夺取武昌时，又适逢倾盆大雨机枪走火，终被敌人发觉，归于失败。但是我们敢于组织讨逆军，声讨袁逆，这对于保持民族气节，也起了一定的良好作用。

我曾写过下列诗句：

为诛袁逆又兴兵，夜击龟山重炮营。

领导无方终失败，却留正气振民心。

一九一六年六月，我在汉阳战役失败后，回到当阳家乡避难。当时当阳第一届教育局局长张国威到我家里来劝我去育溪河充任当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教师，借以避免北洋军阀的通缉。我的父亲也从旁劝说，我才答应去二高任教师。一九一七年七月接任校长。我任教后，完全采用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改造第二高小，为国家培养革命干部。由于群众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合作，终于战胜了当地曹、张两大族把持校务之恶劣势力。一九二二年秋，湖北省督学魏弼臣来校视察之后，他惊叹二校改造成绩的优秀，为他平生所未见。湖北省教育厅长曾经给予“成绩优秀，冠冕全鄂”奖状。群众对我不叫朱校长，而誉之为中山校长，

曾写诗云：

豫为国家培干部，我从教育苦经营。

微功都是群众力，有愧中山校长名。

一九二二年秋，我认为我们在山沟里蹲得太久了，精神不振，思想落后，不会把当时全县的教育办好的。总议当阳县教育局应该组织当阳教育参观团到全国教育办得最繁荣的各大城市去求经取宝，作为我们改革当阳教育的借鉴。当即取得教育局的同意，并以一高小校长宋智僧、二高小校监吴一麟和我，三人组成当阳教育参观团，立即出发，经武汉河南、北平、天津、济南、曲阜、南通、南京、苏州、上海杭州、湖南等省市，参观过的大、中、小学数以百计，行程万余里，历时百余日，各地情况，大致相同(当然不是全部坏，还有生气勃勃的革命学校)，仰仗军阀和洋人的鼻息，教者为吃饭而教，学生为拿毕业证书而学，大都是暮气沉沉敷衍塞责，不了了之。

我的教育救国论的错误思想破产了。我回当阳后，决定辞掉二高小校长，南下入粤，重新找孙中山搞实际革命的工作。因为要救中国，除了走革命的道路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一九二三年六月，当阳县长吴源瀚(湖南人)，很顽固但也很顽劣。他要我去当阳县任教育局长，改革全县教育，好为他捞到升官的政治资本。他派了多少人来二校劝说，我都不听。

一天，他差遣两个警察兵到二校来，拿着吴县长的派令和拘票，一齐交给我说：“请校长决定。”就这样我被逼上梁山，只好到当阳县去和当阳的一批土劣、贪官打硬仗了。

我一到当阳县教育局，就和前任局长苗瑞云搞清学款工作。因为苗的前任局长是张国威，他历年来被一群贪污土劣围攻，他厌倦了，宁愿让他们来干。张国威对于大批夺取全县各寺庙的田产作为当阳教育主要经费的收入的来源，是为人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

当时参加清理学款的成员，我方是张国威和我带去的第二高小毕业学生罗国玺、皮元良和二高小职员张良弼等人，对方是苗瑞云和他的一帮帮凶。这一仗的时间打得很长。但始终没得出结果来。

在清算期间，对方千方百计地向我进攻。他们借口我创修“玉阳中学”时，教育局发行过几万元的“济公”钞票的问题，呼唤一些流氓、地痞到教育局去吵闹，要兑现。你一面给了，他们又到外面招揽别人将不来兑现的钞票拿来了。

最后，还是我把“济公”票一律收清了才完结。

一九二四年夏，我倡议设立全县妇女放足委员会，以县长兼名誉会长，我兼任副会长，各区团总兼任该区的会长。

我经常下乡到各乡村去演说妇女放足的利益，要求妇女们自己起来革命，不要再受四重残酷迫害了。这个办法，得到广大贫雇农的热情拥护和妇女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