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瑞典上诉法院维持了对一名前伊朗监狱官员的定罪，该官员因1988年在伊朗清洗异见人士期间所犯下的罪行而被瑞典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这一判决结果，有可能会对被关押在伊朗的瑞典囚犯产生影响，其中包括一名被关押了600多天的瑞典籍欧盟外交官Johan Floderus。

斯维亚上诉法院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对62岁的哈米德·努里的判决，他于2022年7月因“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谋杀”而被瑞典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法官罗伯特·格林说：“我们的评估是，检察官的对案件的判断是有说服力的，而地区法院认为检察官的指控基本上得到了证实，这是正确的。”

事情起源于2019年，当年11月，在瑞典的伊朗异见人士们向警方报案之后，哈米德·努里在斯德哥尔摩机场被捕。

此人所涉及的案件，与伊朗全国至少5000名被杀的囚犯有关。这个命令，据称是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霍梅尼亲自下的，目的是为流亡的反对派组织“伊朗人民圣战者”在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实施的袭击复仇。

按中国人的习惯，这属于伊朗的内政。但是瑞典自从2014年7月1日起通过了一部新的专门针对种族灭绝、反人类和战争罪的法律。因为这类犯罪行为具有普世性，所以无论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是什么国籍事情发生在哪个国家，都可以被瑞典调查和起诉。根据这个法律，瑞典警方在积极调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罪（瑞典警方启动了针对俄罗斯严重战争罪的调查​）。也根据这个法律，瑞典政府对努里进行了起诉。

瑞典地区法院接手了这个案子，然后在调查之后认定，该事件发生时，努里是德黑兰附近一所监狱检察官的助理，其职责是“押送囚犯，将他们带到委员会，然后再送他们到处决地点”，所以判决他有罪。

随后，努里的辩护律师上诉到上级法院，要求宣判他无罪或减刑。

事实上，该事件非常敏感，极易引起外交纠纷。这与西方世界普遍认为的，20世纪80年代伊朗的大规模处决有关。而这种指责包括了现在掌权的伊朗高级官员——包括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西——他当时是判处死刑的委员会成员。所以，努里的被捕和判刑立即使瑞典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紧张了起来。

2022年4月，当努里的审判在斯德哥尔摩进行时，伊朗就逮捕了为欧盟外交部门工作的瑞典人Johan Floderus，当时一头雾水的他刚刚与朋友结束在伊朗的旅行。

本月初，对Floderus的审判在伊朗开庭，德黑兰指控这位33岁的男子与伊朗死敌以色列合谋，并犯有“世界级腐败”罪行——这是伊朗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最高可判处死刑。

除他之外，2016年在伊朗被捕的瑞典藉伊朗学者Ahmadreza Djalali，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也正处于被监禁的状态，并且随时面临被处决的威胁。

伊朗此前就曾利用被拘留的外国国民作为谈判筹码，以确保其公民获释或者取回被冻结在国外的资金，包括被冻结在美国和比利时的资金。因此瑞典媒体对瑞典和伊朗之间交换囚犯的可能性进行了猜测。

国际法教授、高级研究员Mark Klamberg强调，周二的判决可能会上诉到瑞典最高法院，任何潜在的人员交换协议都需要等待最终裁决。

Klamberg说，囚犯交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政府可以赦免努里……但我认为这不会发生，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Klamberg告诉法新社，“更可能的情况是，如果斯德哥尔摩希望交换，瑞典和伊朗将达成协议，努里必须在伊朗服刑——而这在实践中可能意味着，一旦他回到伊朗，他将会被释放。”

然而，Klamberg指出，政治上的考虑将会顾及到后续的影响。比如说达成协议可能会鼓励伊朗继续其将外国人作为人质用作谈判筹码的政策。这无疑将导致更多的外国人置身于危险之中。

另一个方面是当初审判努里的原因。Klamberg说，对于一些来自伊朗的受害者来说，努里服刑很重要。对其他人大多数人来说，瑞典法庭以一种权威的方式，对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这件事情定性，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判决。（虽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个国家的法院对另一个国家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进行审判，可能只会感到奇葩。）

Klamberg说：“我认为瑞典政府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些伊朗裔受害者是否能接受（囚犯交换）。”。

瑞典外交部长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拒绝就交换囚犯的可能性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