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由一代代人推动发展的。代际关系是指不同代人之间的关系，管理不好可能产生代际矛盾。归根结底，代际矛盾是人之间的矛盾，有关工作是人的工作，研究并应用有关代际关系的规律，对政治工作重要且实用。

谈及代际关系，大多数人凭直觉认为它指的是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浮于表面、格局较小。过于依赖年龄概念的划代方式和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的应用受限很大，难以发挥威力。例如，如果要分析20岁的子女与50岁父母之间、40岁的工人与30岁的经理之间、20岁的士兵与40岁的团长之间，可能存在什么样的代际矛盾风险，大概是可以套用一些老旧理论说一说的。

但如果在不知年龄的情况下，去说北京某区的一位副区长，和与其没有业务联系、并不相识、没有血缘的，深圳某区的一位早点摊师傅之间，可能存在什么样的代际矛盾风险，就不好说，也就难以从代际角度去应用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人说，研究两个不知年龄、没有业务联系、互不相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代际关系，没有意义，是“伪课题”。但实际上，凡有关于人的工作都有意义，且其中有着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的空间，以及可以拓展开发的实践手段，蕴含甄别风险挑战、精进政治工作、推动国家发展的能量。

一、代际关系管理的本质是群体管理

代际关系的本质并非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类别群体之间的关系，事关群体管理。代际关系不仅存在于人之间，也存在于国家、集体、队伍之间，存在于斗争之中。从大格局出发，“划代”的含义有三类：

第一类突出群体之间的同一性。例如世界各国都有一些技艺、知识讲究传承，因此会有“第几代传人”的说法，实际是在强调代际相通和承接。

第二类突出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例如中国老百姓常说“三年一代沟”，指不同年龄段的人看待事物的观点不同，实际是在强调代际距离和变化。

第三类突出群体之间的复杂性。例如父母和子女两代人间，对一些事的认识区别很大，但子女身上终究会有父母的影子，此时两代人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会交织体现。

上述三类代际关系，表层看是年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事，深入看是引领者和跟随者之间的事。小到一个家庭、企业，大到一支队伍、国家，不管有多少人口，无论人口的年龄分布与跨度，实际都只有两代人，即引领者组成的引领一代，和跟随者组成的成员一代。从发展的角度看，两代之间不是时间上的“一先一后”，而是方位上的“一前一后”。两代之间相互连通，引领一代来自成员一代。研究和应用一个群体内、不同群体间的代际关系的核心工作，是敏锐察觉引领一代与成员一代在认识、行动上趋同、趋异的可能，分析其中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以及主动作为，实现引领一代与成员一代在认识、行动上趋同、趋异的方法，以此服务目标任务。

二、代际关系管理面临的四个风险挑战

从新的代际关系视角出发，纷繁复杂、所有种类的代际矛盾，都可概括为同一群体内、不同群体间对谁来引领、如何引领的认识矛盾，这类矛盾可能会在四个场景中带来风险挑战。

一是国家之间的代际矛盾，突出表现是相互认知的差异。真正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问题的不是技术器物的代际差异，而是思想认识的代际矛盾。号称思想开放的美国，对中国身份的认识落后现实世界大概60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已经成为自身命运的引领者，但美国真正意识到“事情发生了变化”，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那时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中美两国对中国身份的认识存在代际矛盾，中国的思想走在了美国前边，美国需要补思想认识课。美国当前针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战略，不是“补完课后”的“决定”，而是“补课期间”的“状态”，并非不可转变。

人都想要保持领先，对中国来说，技术器物保持领先是好事，但思想认识的领先程度却要把控，方式当然不是通过我们“思想退步”抹平差距，而宜用好“胡萝卜加大棒”，加速美国在思想认识上补课的进程。例如，说中美之间的问题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天然矛盾”，也许在某些场景适用，但不会一直符合现实，特别是伴随中美之间新常态的建立，我们要把握时机，把中美之间的问题焦点从所谓的“第一防范第二”、“守成大国防范崛起大国”，逐步引导成为“中国的先进与美国的落后”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先进在于更稳定的政治局面、更强大的组织能力、更稳健的经济体系、更深厚的发展潜力、更开放的国际合作。要在事关先进与落后的战场、而非事关两强争霸的战场上，完成对美决定一击。

二是干部之间的代际矛盾，突出表现是厌烦情绪的激化。一家单位不管大小，高层掌握全局信息、形势任务、关键资源，基层渴望稳定生活、职级进步、价值实现，从大群体的角度出发，基层是具有向高层趋近的天然动力的，二者之间如果产生代际矛盾，就要仔细看看“中坚阶层”的情况。

称为“中坚”，是因中层在一个组织中是承上启下、特殊重要的，高层与基层之间所谓的代际矛盾，实质都是中层与基层之间的代际矛盾。如果把视角放大到数以百万计的公务员和军队干部体系，可称“中坚阶层”的中层队伍，大概位处县处厅局、营团旅师。一小部分中层干部，有的没担当“不敢干”，动辄就是“再看看”、“再议议”、“再改改”、“再等等”，拖到最后还是基层干部撇家不归、点灯熬油补进度、赶作业；有的没动力“不想干”，觉得自己已到“天花板”，个人“不出事”就是最大业绩，并不真的关心单位部门是否出成绩。

有的有情绪“不愿干”，自感遇到不公待遇，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甚至已无老本可吃，依然自认谁奈我何；有的有短板“不会干”，业务不精还不学习，认为集体成绩就是个人成绩，干成点事就错把平台光环当做个人能力。这些中层干部错误的认识、行为、作风，基层干部都看得到，所带来的最大风险并非“带坏”基层干部，因为人性一般都是向贤避恶的，真会放弃自我的只是少数。主要风险在于这少部分中层干部会对基层干部的工作、进步、生活以及个人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和阻碍，破坏组织氛围，加速基层干部对中层干部产生基于厌恶情绪的代际矛盾，并逐步向更高层级转移。我们现在强调干部“能上能下”，到了有的地方，这句话在实践中被暗中篡改成为“中层能上、基层能下”，对此还是要警惕。

三是群众之中的代际矛盾，突出表现是主流民意的更迭。2017年电影《战狼2》上映，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吴京饰演的主角冷锋带领一支车队经过交战区，他站在车顶高举五星红旗，交战双方看到中国国旗后便自动停火，让车队安全通过。这个情节在当时被不少人嘲笑“吹过头了”，甚至还衍生出诸如“战狼外交”一类的揶揄讽刺。2024年1月11日，彭博社报道称，近来有至少五艘船只在穿越红海时，其国际航运实时追踪信息的“目的地”一栏中，附带填写了类似“船上均为中国船员”的备注，以示该船只与中国有关。

美媒解读称，这一做法是为避免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船只。网友纷纷表示，《战狼》不是拍夸张了，而是拍保守了。实际上，这种转变不是近来才开始的，大概也有几年了。中国从来都有顶天立地平视世界的人，只不过曾有一段时间，跪在地上仰望西方的人确有不少，而且嗓门大的出奇。现在看，这部分人倒不一定都是品质低劣，而大多是自作聪明。我们强调“四个自信”，实现了主流民意的平稳过渡。

走到今天，中国土地上依然没站起来、假站起来的人，大概率是膝下生根故意装睡的，他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把站起来的人拉回地上重新跪好，而一直站着或真站起来的人，是绝不愿意再跪下的！这两部分人之间具有形成代际矛盾的隐患，一旦社会稳定、公众舆情出现波动，牛鬼蛇神就会跳。须把握的是，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有人开倒车，因为但凡能站着没人想跪下，这种倒车开不起来。要警惕的是有人搅浑水，把“应该平视世界”的原则底线，包装成为“应该怎样平视世界”这一看似理性的主题，煽动群众发起不必要的大讨论、莫名其妙的大争论，引起群众分裂，以及民对官的轻视与对抗。

四是经济发展的代际矛盾，突出表现是产业升级的挑战。中国属于超大规模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要有“独门绝学”，但在全国范围的统一大市场中，宜避免形成所谓的支柱产业、巨无霸企业。如果达到“支柱”和“巨无霸”的程度，意味着它是主要的受力对象，一旦出现问题也许整个“经济楼层”都会晃动、影响可能溢出，是不安全且不健康的。中国的产业升级，要重点关注企业自身的代际矛盾，此有关于“灵活性”；重点关注不同产业间的代际矛盾，此有关于“全局性”。

关于“灵活性”：一些过去基础很深、影响很大的企业，变起来很慢、很难。例如，一般认为传统车企具有生产资料、客户群体、品牌效应方面的优势，转型发展应该更有条件，但实践中，“从零开始”的特斯拉和“轻装上阵”的比亚迪，相继坐上了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头把交椅，反倒把丰田、大众这些难以调头的“大船”踩在脚下。

这证明了企业的“灵活性”应当成为产业升级过程中重点练好的内功。关于“全局性”：产业并不存在低端，只有初级发展阶段，袜子工厂一样可以升级成为智能纺织企业。产业升级可能会让一些企业春风得意，还可能会让部分企业往日不再。部分地方政府，在引进“高精尖”的同时，不宜冷落“散旧小”，在给治下部分企业挂上“限时淘汰”的牌子前，宜投入精力试看能否先贴“有待升级”的标签，在其中间培育并拔出几个本地的“高精尖”，以点带面推动产业全局升级。

中国领导人指出，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每个人都了不起，了不起的每个人，也难免觉得自己这代人不容易，但实际上更难的时候曾有过，更好的时候也还会有，最要紧的是把握当下。我们正在推进的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必定会是中华历史与世界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精彩篇章。携起手来、共赴前程。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白中石，为本平台原创作品，祝愿大家携起手来、战胜疫情、遏制霸权，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