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日本驻俄国代理公使西德二郎卸任后，在中亚地区进行旅行考察，并进入我国新疆伊犁地区，1886年出版了《中亚细亚记事》。西德二郎曾推动日本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后来由于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获得了中国茶叶的专卖权，获得了巨额利润。

1887年2月，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的小川佑次大佐先后两次潜入中国大陆进行秘密活动，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份长达24页的《征讨清国策案》，该报告明确提出：“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问，以保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自今年起，在未来五年间完成准备，若有时机到来，则攻击之。”

该策案有三部分内容：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置，是7年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最早阴谋蓝本，其中内容还包括了觊觎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内陆地区的阴谋。

1889年，浦敬一受荒尾精指派赴新疆考察，但其抵达嘉峪关后下落不明。

1902年始，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第22任法主大谷光瑞先后三次组织探险队赴新疆地区调查佛教文化。

1905年，日本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如今日本爱知大学）的第二期毕业生林出贤次郎、石井久次、草政吉、三浦稔、樱井好孝(旧姓肥田)返回了日本，日军谍报人员兼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对此5人做了如下指示：“依照英国政府与我国外务省商议的结果，英国将向印度边境至新疆省西南部的喀什噶尔地区派遣调查员，而日本将向新疆省伊犁以及蒙古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方面派出调查员用以调查外蒙、新疆的边境地区。外务省要求同文书院推荐五名可向这些地区派遣的青年，同文会也接受了这一要求。你们正好是五个人，不知是否有从军的意向前往这些地区。”

这5人随后接受了日本外务省的任务而赴我国的新疆、内蒙古等地从事间谍勘查(后石井久次因故退出，由波多野养作取代)。在进行了一年至两年不等的调查后，这些人返回日本“交作业”，其中以林出贤次郎所撰写的《清国新疆省伊犁地方视察复命书》内容最为翔实，其主张染指中国新疆的阴谋昭然若揭。

究其原因，是因为新疆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伊犁将军着手修建新疆铁路，使之延伸至兰州方面。铁路从新疆经过安西向东南延展在嘉峪关相连接，向西则到达中俄边境的伊犁及喀什噶尔。这些铁路在将来必将见到成效，从东亚至欧洲最近的道路当数从甘肃经新疆去往中亚的道路，历史上的千军万马往来于欧亚之间，或是大旅行家横贯欧亚，都必走天山南北两路的其中之一。另外，作为自古以来中国西域的商业通路而被使用，也完全是这天山南北两路。当新疆铁路完成之时，俄国必然企图将中俄两国间的铁路连接起来⋯⋯俄国的铁路已经抵达了中俄边境，若新疆铁路与俄国的中亚铁路连接起来，那将成为欧亚交通方面最短的距离⋯⋯一旦铁路连接完成，那么亚洲的物产将可以输人欧洲，而欧洲的货物也可以经过这一道路从中国中原后进入亚洲各地。”

因此，林出贤次郎建议日本应当渗透到新疆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积极掌控新疆：“在如此重要之地，我国应当成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早着手各种事业，掌握其特权、巩固其基础，此为可取之策略。我国应当使中国官民在事业经营方面雇佣我日本人，购买我日本机器。我国应当担起责任，派遣优秀人才，永远采取经营新疆之策实为当务之急。

同时期，1907年2月首批日本军人被派往新疆，他们是时年43岁的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少佐日野强和陆军中尉上原多市。他们在塔城、伊犁地区、裕勒都斯盆地、喀什噶尔以及以南地区开展调查，测绘道路。期间上原多市则成为了伊犁武备学堂的总教头。1907年12月，日野强完成了考察新疆的任务返回日本，旋即完成了名为《伊犁纪行》的调查报告(1909年出版)。

正是基于上述日本人在我国边疆的“勘查”报告，1912年6月日军参谋本部完成了题为《俄国对满蒙及新疆的经营》的报告，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新疆的基本状况、伊犁爆发革命的情况、俄军的军力部署、俄国势力的渗透、俄国修建铁路以及俄国在中国掠夺煤炭、石油、贵金属等各种矿藏的情况。这份报告也由此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觊觎我国新疆之阴谋的历史见证。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日本以承认其合法性为条件，希望继续维持清政府期间的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在中国拥有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与此同时，日本也一直加紧了在我国新疆的阴谋活动。

1918年2月，日本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签《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田中义一向陆军次官山田隆一报告：“有必要在库伦、新疆方面扩张情报网络”，使用“临时军费”。2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将陆军中佐松井七夫、陆军少佐成田哲夫、陆军大尉江副滨二、陆军大尉相场重雄、陆军大尉田岛荣次郎、陆军大尉长岭龟助等6人“为谍报勤务派遣至蒙古及新疆地区”。同年10月29日，相场重雄与另外一名日本人富永三省考察了喀什西边的油井。成田哲夫(后来晋升为日本陆军中佐)在新疆搜集了大量的有关石油、煤炭等矿藏资源的情报，并汇总为报告呈送给参谋本部。

1918年3月5日，在华日军司令官石光真臣向陆军大臣报告在中国张家口、西安等地设置谍报机关的情况，其中包括了已在新疆乌鲁木齐安插的谍报人员佐田繁治。该报告称佐田繁治是“在乡军人下士，以研究宗教为目的同时开展谍报活动”，其公开身份是三井洋行负责调查新疆物产与商业情况的职员，与当地军政要员多有接触，自称游历中国“已十余年，足迹及十余省”，但当地官员对他的“国际侦探”身份都心知肚明。

日本在我国新疆派遣谍报人员和设立情报网，是其侵略中国的重要一步，如时任日军青岛军政署调查部主任兼教育科主任的田中逸平所言：“帝国之势力经过几多曲折，必将出山东而横贯古时之中原，出河南而入山西，出陕西而入甘肃，抵新疆而越天山，终出于中央亚细亚。”“占领青岛、经营山东，绝非为了区区一青岛专管居留地问题，由青岛一角他日必将直抵君士坦丁堡，此地定将成为远东一大门户。”

1924年副岛次郎(报社记者)由北京出发经甘肃赴新疆伊犁，他详细记述了行程所至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地质地貌，这些记载成为了日军绘制地图的依据。

1925年，日本与苏联签订了《日苏基本条约》，缓和了与苏联的矛盾。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商讨侵略中国的步骤。这一时期虽然日本的战略重心在中国东北，但其情报人员在新疆依然有活动：如1926年苏(俄)计划在新疆设立银行的情报，1927年5月乌鲁木齐与塔城之间开始汽车运输的情报，1928年7月杨增新（继左宗棠之后的爱国英雄）被刺杀的情报等均被报至日本军部。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继而侵占我国东三省。1932年日本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同时也加紧了在新疆的阴谋活动。时任热河省承德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在给日本军部的报告《蒙古建国意见》中提出了一个肢解中国的阴谋：“满洲国之创建助帝国之使命更进一程，然亦使支那之抗日运动愈加强化，不可否认，此已成为其他亚细亚民族怀疑日本真意之原因。诚然，无论支那如何抗日，无论其他亚细亚民族如何以疑惑之眼光视之，满洲国均为日本之生命线，日本当助其发达，此须加以确实之把握。”

日本企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将我国土瓦解成满洲国、蒙古国、回回国（新疆）、西藏国，分而治之以消解举国上下形成抗日力量，野心昭然！

1933年盛世才主政新疆，日本特务机构遂派遣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金久武官前往中国，试图进入新疆，行至兰州后被拒绝进入而未能遂愿。同年，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致密电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大田为吉，令其派遣人员搜集情报。是年，日本派遣特务大西忠(汉文名字于华亭)混入回族军阀马仲英部，试图拉拢马仲英。此人后投降盛世才，担任电报员，并借机给日本特务机构秘密发送情报，后被发现遭处决。

1933年至1934年，日本派遣特务化装成学者(李教授)带领4人进入新疆，后也被发现遭处决。

1935年5月，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划拨资金资助善邻协会的特聘人员笹目恒雄赴西藏和新疆考察。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第一，在北疆调查苏联人对迪化政权的影响情况；第二，在南疆调查回教各派及回族的分别、社会组织、自治运动的现状；第三，调查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喀什米尔方面的回教徒与新疆省内回教徒之间的关系；第四，回教徒赤化的可能性；第五，新疆地方军队的构成；第六，新疆对苏贸易的形式与组织机构以及苏联以财政援助的名义对新疆进行开发的情况；第七，新疆与内地的交通、通商情况。”

1936年初，笹目恒雄化装成蒙古喇嘛由百灵庙出发西行，经甘肃张掖越过祁连山进入青海，同年7月27日在西宁城郊被马步芳的军队俘获并投入监狱，其任务也随之化为泡影。

1935年6月6日，日本驻阿富汗公使北田正元致密电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建议采取“道德进入”新疆的方式。电文称：“所谓道德进入即不使用武力”，“我方努力的重点是，通过内蒙古在我国和满洲国与新疆东北部之间首先建立起迅速而且经常性的交通，然后根据我国与中国之间条约上的权利，逐步与新疆建立起正当的通商往来和政治上的实际利害关系，之后再以巨大的热情更加适当地关注当地事业”。

1935年7月19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若杉要致电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建议：“为监视新疆方面情况，收集中、苏官员之间的情报联络，以及其他我们在北方的经略之便，考虑在迪化设立总领事馆。”同时，他还建议“针对该地区与其单纯派遣私人资格的情报联络员，不如依靠获得出任国政府或地方政权承认的我方领事馆员，因其居住、往来与通信都能够获得保护及便利，所以工作会远为有效。”

1935年l2月，关东军任命横田碌郎为额济纳特务机关长，后又被改派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出任特务机关长，由江崎寿夫接任。江崎寿夫即江崎郁郎，原为同盟通信社驻上海记者，因与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私交甚密而被推荐充任额济纳特务机关长。

1936年，日本在额济纳旗建立起了特务机关并修建了军用机场，其目的在于确保德国与日本之间的航空路线，构筑所谓的防共走廊和空中丝绸之路。日本选择额济纳旗作为据点，一方面是该地位于甘、宁、新三省交界处，东西连接丝绸之路、南北连接蒙古高原与河西走廊，在此建立机场也可以轰炸兰州、延安、榆林等抗日大后方；另一方面以额济纳为基地也可以展开对新疆的情报搜集工作。

1937年7月，日军额济纳特务机关成员全部被宁夏马鸿逵部的李翰园俘获，日军的计划随之化为泡影。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成为中国重要的抗日大后方和国际军用物资的重要补给线，而且沿长城一带筑起的抗日战线一度阻止了日军的西进，日军被迫开展所谓的“西北工作”。

1939年3月29日，日军驻蒙军参谋部下令：“要特别对西北回教徒首领施以怀柔，应当愈加引导其亲日、反共、反蒋，以此来阻断西北的红色通路。”

1940年3月的长城抗战，傅作义等部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彻底粉碎了日本的美梦，1944年日本大东亚大臣重光葵仅得到一份标注着“绝密”字样的情报《新疆省概况》而已。至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在我国新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阴谋活动才宣告结束。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一是近代崛起的日本早有染指、侵略我国边疆的野心，其阴谋活动旨在为20世纪30年代全面侵略中国做准备，同时也有与西方列强在新疆争霸的一面。二是日本在新疆一系列活动是其分裂中国阴谋的一部分，正如其制造的伪满洲国一样，是妄图通过“民族问题”肢解中国阴谋的一部分。三是日本在新疆及西北其他地区的阴谋活动之所以破产，是由于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击的结果，历史再一次表明，民族团结是维护祖国边疆稳定和统一的重要法宝。

现如今，虽然身处和平年代，但国内依然常有报道日本间谍被捕的新闻，不安分是日本侵略邻国的天性使然。中日友好也仅仅只能局限于贸易往来，对日本的提防是万世不可疏忽，子孙后代必定要牢记于心。

（内容选摘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作者：杨文炯，柴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