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为国家造就一双“千里眼”，让试图躲在盲区的美方航母“原形毕露”。
给他一间旧屋，他就能为海防前线浇筑最坚固的“海上长城”，让一切他国试探性行动都无所遁形。
他不是别人，正是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的刘永坦。
图|刘永坦照片
“只要国家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前进。”
这是刘永坦一生都在践行的诺言，同样也是他研发新型雷达的初衷。
雷达，在现代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比于今天普通民众常常使用到的定位等功能，而在国防安全上，雷达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
它不仅能够及时侦查各类情报，防止国外相应装置探测国内重要机密，还能够在实际战场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上级指挥控制战场迅速帮助我军做出判断，从而在战争中取得有利地位。
早在一战，面对史上首次成功的德国空袭行动，雷达的研发就成了重中之重。
而在现代战争中，它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
不同于以往的纯粹冷兵器、热兵器时代，越来越高科技的信息战成为了当下战争的主流形式，倘若有一双货真价实的“千里眼”，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为了这个目标，刘永坦将自己的一生都付诸于此，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成功率领团队研发出了超强的新型雷达。
而这项技术所具有的“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的特征，不仅成功攻克了传统雷达的盲区问题，更是大幅度提升了雷达探测的精确度与灵敏度。
为我国成功捕捉到了从前躲藏在雷达盲区的美国航母，与大名鼎鼎的F22隐形战斗机。
2018年1月18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缓缓踏步，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舞台。
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也将他的故事深深刻入了脑海之中。
刘永坦的出生并不安定，正是神州大地深陷战火之际，为了生存，家人不得不带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四处颠沛流离。
刘永坦幼年的动荡也可想而知，不过幸运的是，纷飞的战火，并没有让这位幼童夭折，反而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年幼的种子。
永坦永坦，永远的坦途畅通，这是刘永坦父亲在战乱年间对儿子的最真挚祝福，同样也是对彼时羸弱祖国的最美好期待。
自有印象起，学习完功课后的闲暇时光里，母亲往往会搂住他讲述种种家国故事，父亲虽少言语，却总是同他念着“报效祖国”这四个字。
在父母的影响与熏陶下，刘永坦心中的种子也正是得以种下，并且随着他的成长而逐渐长成参天大树。
“我要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贫弱的祖国，改变这种任人欺辱的局面。”
这是小小刘永坦对自己与祖国许下的承诺，而以后数十年间，他也确确实实十年如一日地践行着这句看似蜉蝣撼树的诺言。
为了报效祖国，刘永坦从小就将自身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学习当中，在1953年高考后，更是顺利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在当时的同学之中，他虽然年纪最小，却是知识最渊博的，因此早早就在同学之中得了一个“小老师”的称号，刘永坦的刻苦也可见一斑。
三年后，正赶上李昌校长要建无线电工程系，派6人去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他作为其中一员进入清华大学就读。
两年清华时光，让他受益匪浅，也从此奠定了他与雷达的缘分。
图|清华大学
1958年，学有所成的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后来走上三尺讲台，成为这所大学向科学进军的“八百壮士”的中坚之一。
可是，伴随着组建无线电工程的科研进度推进，刘永坦也越来越认识到国内无线电技术的局限，更意识到——中国的科研是极度落后的，不仅没有相应的研究装置，同样也没有健全相应的教育体系。
那时，他正从事新型雷达的研究，而研究院里甚至都没有专门的计算机来完成研究所需的大量数字计算，不得不一个人往返三四个小时的路途赶到哈尔滨计算机研究所，利用那里的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研究。
相比于其中的艰辛，刘永坦则更为新型雷达的研究忧心忡忡。
对于那时的中国而言，人们刚刚结束长达十四年的抗争，纷飞的战火，在这片土地上遗留的满目疮痍还留给故土的人民一点点修缮。
相比早早踏入发展行列的英美苏日等国家，我们的发展实在太过落后，想要完全掌握这项技术也无异于天方夜谭。
要知道，哪怕到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只有寥寥无几的国家真正成功掌握了对海探测的信息优势，这其中显然不包括当时的我国。
看着难以突破的实验技术，刘永坦心中明白，他必须去国外看看，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看看中国与他们的差距，同样也看看，他要如何使祖国跟上他们的脚步。
图|年轻的刘永坦正在计算数据
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后，刘永坦就迎来了这个翘首以盼的机会，他成为了第一批出国进修的人员之一。
成功进入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后，他在这里遇到了对他的科研路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导师——谢尔曼教授。
通过超于常人的刻苦与努力，刘永坦很快便获得了谢尔曼教授的赏识，并且成功进入了高频雷达信号处理机的研究课题——这同样是研制新型雷达的核心课题。
图|伯明翰大学照片
这无疑是谢尔曼教授对这名来自中国的学生的极高认可，刘永坦也丝毫不敢松懈。
他时刻都不忘提醒自己，“我是中国人，我是否成功，在这里是代表着中国的。”
怀揣着这样的信念，刘永坦在实验室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昼夜，终于在一年多后，顺利完成了教授布置的任务，也成功获得了这位当时在雷达研发领域享有极高声誉的教授的高度赞扬。
“刘永坦独自完成这项的工程系统，是最有实用价值、工程上很完善的，其科研成果无论在理论上与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他的贡献是具有独创性的。”
而这次成功，也为刘永坦带来了极大的诱惑。
谢尔曼教授对他极度赏识，不仅为他向伯明翰大学申请了名誉研究员称号，并且不断以极为诱人的优渥待遇吸引刘永坦留校工作。
毫无疑问的，他果断拒绝了。
“我是中国人，我希望我的研究设备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大字！”
图|刘永坦正在调试设备
于是，在一腔报国热血之下，1981年金秋，刘永坦还没来得及接风洗尘，便迫不及待地钻进了哈工大的实验室，决心为中国开创一条新型雷达之路。
为了推动这项想法落地，刘永坦根据当时世界上探测雷达的最新技术信息，并且结合自己在国外的学习研究成果，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
一份多达20多万字的《新型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也终于在他昼夜不停地耕耘中酝酿了出来，并且成功于1982年的夏天通过有关方面专家的论证。
这场从零开始的攻坚战也终于拉开了序幕，好在一切努力没有白费。
1986年7月，新型雷达中犹如天堑的技术壁垒，在刘永坦带领的研究队伍面前，终于轰然崩塌。
在航空航天工业部举办的新型雷达关键技术成果鉴定会，经过了来自各方面的五十多位专家认真审查、讨论和评议，“新型雷达研究”终于被列为国防科工委国防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掌握了雷达的主要关键技术。”
一句话，刘永坦多年来的努力与汗水终于有了尘埃落定的喜悦。
1990年初，经过反复讨论，在筹集到资金并争取到海军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后，刘永坦等人终于在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新型雷达站。
图|刘永坦正在阅读相关研究论文
1990年4月3日，当刘永坦及其团队的新型雷达技术终于使舰船目标出现在屏幕。
这项“逆合成孔径实验雷达”的出现，同样也意味着我国雷达成功摆脱了苏联技术体系的框架，真正地走向了中国制造，这八年来不为外人知晓的艰辛也终于落下了帷幕。
但是，量变的积累是为了质变做准备，而质变的成功者是为了新的量变做基础。
这一次的成功并不能意味着停下，刘永坦立马将目光投放到了更大的竞技场之中。
“一定要把实验成果真正应用起来。”
这是刘永坦面对合作方对新工程提出的“全方位监测远距离目标”新要求时，语重心长的感慨。
可要把实验项目转化成完整的雷达系统，这毫无疑问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1997年，刘永坦率领团队，正式开始将全身心投入到了新体制雷达工程化的研制当中。
设计方案——实际试验——总结失败——重新设计，一轮又一轮地重复这样枯燥的举动，刘永坦及其队员却从来没有觉得过难熬。
图|雷达图片
他们沉默地驻扎在海防前线的试验场，粗粝海风吹出来的皱纹与痕迹，是无数个日夜的努力而留下的成果，无畏艰难的研发环境，一次又一次毫不留情地推翻失败方案，卷土重来。
终于，在2011年的秋天，刘永坦及其团队结下了属于他们的硕果。
我国首部“新体制远距离实装雷达”终于成功落地，其总体性能不仅成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且也意味着，我国同样成为了极少数掌握远距离实装雷达研制技术的国家之一，在这一方面的核心技术也终于跻身于世界领先地位。
“一旦将该雷达技术投入使用，对于我国海防部队的辅助作用将是巨大的。”有关专家如是评价道。
“新体制远距离实装雷达”，物如其名，它不仅拥有相较于传统雷达更灵敏的探测强度，还能在最大幅度排除海浪等海防中自然因素的干扰，将其作用范围覆盖至100公里。
相比于传统雷达的40公里探测距离，这毫无疑问是突破性的进展。
也正是因此，2015年，刘永坦凭借该成果第二次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图|获奖荣誉奖牌
40多年的岁月，他甘坐“冷板凳”，放弃了“更好走的路”，面对高薪聘请，一一谢绝；面对西方不断邀请，果断摇头。
即便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样的殊荣后，他依旧朴实无华的如同每一位一线研究者一样。
在他的身上，没有与日争辉的耀眼，只有默默无闻却始终闪烁的星光。
如今，耄耋之年的刘永坦，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在他的设计推动下，“21世纪的雷达”将在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大显身手，造福于民。
图|刘永坦接受采访截图
不仅如此，早在2020年8月，他就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哈工大，期待为国家培养出新的人才。
“我已经和雷达一样大了。”
面对记者的采访，刘永坦笑眯眯地解释道，“未来还得靠年轻人。”
面对同时铺天盖地的赞誉，他也同样低调温和，“我们那代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只想为国家做点事。”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最可爱的人”不少网友在了解其事迹后纷纷感慨，你不妨也留下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