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三（1906年2月25日），南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各县民众数万人集会，连毁法、英教堂、学堂4处，打死王安之等传教士9人，史称“南昌教案”。

事件的起因要从法国人王安之说起，他本是新昌天主堂法国教士，在新昌时就庇护当地地痞入教，民愤极大，当地群众打死强奸民女的教众后，王安之反咬一口，诬告乡民闹事，惹得当地龚姓族人数千余众上山结营，王安之手下教众借机散布谣言，颠倒是非，再加上洋人施加的压力，清政府扬言要“血洗”龚姓族人聚集的棠浦地区，后在多方势力斡旋之下，南昌县令江召棠亲赴棠浦，秉公处理，把天主教堂闹事教众依法判刑入狱三年，乡民打死的教众罗检咎由自取。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906年2月22日），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招南昌知县江召棠前去晤谈，要求扩大传教特权和释放此前因违法被拘的教士，遭到向来勤政为民、富有正义感的江知县拒绝，遂出语恫吓让法国军舰入鄱阳湖，双方为此发生冲突致江召棠身受重伤，于数日后逝世。

父母官身死激怒了当地民众，眼见父母官因为秉公断案，反倒被洋人刺伤，早就受够教堂欺压的南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2月25日，到南昌天主教堂聚集，王安之见势不妙，在教堂内放火，想要事后诬告南昌民众毁坏教堂，然后逃跑，民众紧随而至，把他活活打死后扔到河里。

王安之虽然死了，民众的怒火却没有轻易平息，他们再一次涌向其他教堂，王安之的死虽然是他自找的，其他教堂却也并不是无辜的，结果当日共殴毙法国教士、教习六人，英国教士夫妇等三人，焚毁教堂、学堂四间。

严宗光

因为此案关涉英法两国，报由外务部主理，但是进展缓慢，后来改敦促邻近的张之洞调查审办，遂有了李有棻撰《江西绅商为南昌王安之教案上张之洞书》的撰写机缘。密函记载：“敬呈者：窃惟江省自一月二十九日南昌县江令一案，匪徒因而乘之，有三月初三焚教毙教士之变，两月以来，奸徒教民，乘机诬控，合省官绅民商，日为此事纷扰，靡有宁处，今闻宫保奉查办此案之旨，江省士民，有所托命，以手加额，曷胜鼓舞。谨合词为我宫保密陈之：案此案法教士王安之已死，案中律亦在已死应毋庸议之例，毙教士则办凶，毁教堂则酌赔，议成而此案可了。然案关交涉，凭官主持，绅等不敢妄赞一词。惟念结案之难，实有其故。此次外人所最不惬者，西律本可不抵，王安之已死，则不啻抵偿矣。传教遍于环球，江令如此，则教堂皆被恶名终。外大执此力争，故有归过于官，并波及于绅，以为要挟之地，讵思属官已戕，而长吏获咎，是中国已屈再屈也，如国体何！官长受祸，而缙绅罹灾，是江西已辱再辱也，如民心何！教士教民，现鸱张不已，将来弁髦法纪，鱼肉良民，其害何堪设想！况我大吏自中丞督同司道府县，保护极尽其力。第民怒人众，匪徒乘之，岂兵力所能施？惟有解散保护，化大为小，化重为轻，故弥月中则舌敝唇焦，办凶则毋纵毋枉，日与外人磋商，又复爱民心切，如此长吏，诚不易得，合省感戴。万一或由屈抑，民情愤激，似非地方之福，绅等同抱杞忧，至在省绅士，如李前藩司有棻，欧阳道霖，程工部志和，刘礼部景熙，梅郎中台源，雷庶常恒，皆办公正绅，故中丞司道于初二夜派出设法解散，随同弹压，有初三消差之禀，并告白已奉府臬宪批示，是为确据。是日官绅，自朝至暮，冒雨奔驰，寝食俱废，解散后始各散归，当道已电达天听，复连刊公启，分送城乡及各府州县官绅，开导愚民，保护教堂，不遗余力，已由臬司汇送备查在案。事定后，尚蒙面加奖励，乃反有为教士教民所诬者，此最冤也。且是日在乡之陶户部福祖，在店经商之曾主事秉钰，乃是日同往弹压之傅道春官等，亦罗织其中，第皆得之传闻，未见公牍，故官绅难以具禀申诉者此也。夫以此起教士之案，视同庚子叛逆之案，岂不大骇听闻。将来各省教案，官绅援例同殃，则中国之耻也。绅士引以为戒，凡遇教案，袖手旁观，则教堂之害也！民心愤激，仇杀相寻，则大局之忧也。今日之案，必预防及此。外部提京议结，想亦此意也。江令如何身故，彼此认可，则命案可定，办凶赔款之外，官绅一无所牵累，则人心可平，后患可弭，恭维宫保为国柱石，向来办理交涉，至公至正，中外共钦，此次冤诬，伏望宫保密商枢垣外部，执定宗旨，彼诬之者，皆匪人激乱之诡谋，盖以官绅受诬，恐至再激民怒，彼乃遂其倡乱之心，惟预杜其谋，万勿为其所惑，则案可速结而隐患消。江西幸甚，天下幸甚。为此合词谨具说帖上呈，伏乞钧鉴，无任悚惶待命之至。江西合省绅商密叩”。

教案发生后，江西巡抚胡承干等地方大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除了持续电奏朝廷禀报之外，又分电湖广总督张之洞，署南洋大臣周馥等素有声望的大员“敬乞卓见指示。”二月五日，张之洞收到江西巡抚胡承干，布政使周浩和按察使余肇康联名来电，电文叙述了江召棠遭王安之威胁后取小刀自刎，恍惚中又让人以剪刀阴刺，批评王安之“异常凶横，每遇民、教案件，动生枝节，胁制印官”，因案情重大，特意致函求教。二月六日，胡承干再次来电求教，提到二月三日有痞棍、游民和匪类聚集，毁掉法国教堂三处，伤害法人六名，英人三名。二月八日，胡承干又电，江召棠因伤去世，法国派来军舰两艘。二月八日，张之洞统一回复了胡承干、周浩和余肇康，指出巨衅由传教士引起，正可以民情众怒予于抵制，但谨记不能利用痞徒、游匪，以免留下口实，必须镇静严防，勿添枝节。二月十二日，张之洞致电暂时主议案件的余肇康，让他必须明晰案件的诸多细节；审议案件只可就案议结，不能让法国人趁机索要他项权利，如若他们要驻舰鄱阳湖必须阻止；主张由胡承干奏请熟悉法国事务的孙宝琦赴赣商办此案。

三月十五日，张之洞得到旨意饬查江西事件，“著将江召棠在教堂因伤致死情节先行查明，迅即详晰电奏”。他迅疾派出署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前往南昌确查，同时致电胡承干、余肇康予以说明，要求随时给予协助。三月二十一日，张之洞致电梁鼎芬，除了转达军机处旨意之外，指明梁氏有权传讯任何可质证之人，并让江西臬司和相关衙门提供支持。次日，张之洞收到梁氏回电，谈到江召棠死状极惨却被定为自刎，引起了民众的不平，然后指出其中的几个疑点：江召棠从受伤到死亡共计七天，无人前去详询，反而以数日前王安之等人所书作为判案凭据；南昌府两首县仵作，前有被杀之说，后又改作自刎，不知有何隐情；中医断为被杀，而法医认为既不能断为自刎，也不能断为自杀，何以有如此矛盾之说；据江召棠所遗手书，他遭到百般恫吓和刀剪刺击，当为事实；外务部函电所言，不知有何根据，让人怪诧。

三月二十四日，张之洞再电梁鼎芬，要求他查清传闻：据说江召棠曾于伤处贴上鸡皮，并未马上死亡，但赣地发生民众焚烧、大闹事件后，胡承干遣人劝其速死，此虽与江召棠受伤无关却让人惊恐。五日后，张之洞收到梁氏回复，说明此事不准确，不过是意图为王安之开脱之人和与江召棠有隙者所造的谣言，江召棠能多活些日子在于人参的功效，以及其心不死，始终坚持。

张之洞

三月二十六日，张之洞致电外务部、军机处，谈到根据中国仵作、美法两国医生的验伤结果，以及江召棠手书，肯定江氏被迫自割一刀之外，尚被人捉住双手以剪刀加戳了两下，但是究竟怎么被逼，何人加戳等内情则无从臆断，因为三位证人被法国参赞带回了九江，法国主教又拒不交出。外务部责备赣省所提重审三人的要求乃节外生枝，可是若不调查清楚，则无法定谳。外务部应该向法国大使婉切陈情，主教保护教堂名誉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必须秉公办理，解释群疑，“天下万国方能翕服无辞”，如法国大使不愿交人复讯，各国对此案件也会自有公论，盼外务部酌情裁断。

三月二十七日，张之洞致电梁鼎芬，他摘录了三则《申报》等媒体报道的细节，批评胡承干等忽略、隐瞒事实，要求梁氏迅速查清并咨送，又鼓励梁氏如果要为江召棠伸冤就必须筹谋善策，择寻能员，访查证据。

三月二十九日，张之洞接外务部来电，谈到英、法医生认为江召棠伤口由自刎所致，死亡也系伤后失调，加功致死之说毫无根据，而此案关系国体，如实情确实如此，难免被动，希望张氏详查细情，顾全大局。张之洞将此电转致梁鼎芬。四月初四，张之洞致电军机处，指出江召棠确实受到王安之威胁，身上有一横一直两种伤口，一为自戕，一为他人加功所致，可以判断江召棠自刎、他杀兼而有之，而法国人为维护教堂美誉，或中途阻挠，或力争江氏死于自刎。因事关国体与民心，张之洞拒绝断为自刎，认为江召棠才具素优，官声最好，屡立功劳，此次身殒亦是出于为民力争，而江西士民同声悲痛，愤不可遏，有数万人前来吊祭，朝廷当妥筹办理，“总之，江西教案，无论与法人如何议结，总不能归咎江令。虽不能责抵偿于外人，尚可存公论于中国，俾日后可为江令奏请优给恤典，以励爱民捐躯之良吏，庶足以存国体而服民心，且免教焰日张，日后更难保护。”

在此期间，赣籍官员纷纷表示关注，如翰林院编修熊方燧认为兹事体大，不能迁就，“惟念知县为朝廷命官，命官轻则国威愈亵，民命愈贱；人心为地方之元气，元气伤则感情愈减，后患愈深。关系实为重大，有不能不呼吁于君父之前者。”据《申报》记载，江西籍士绅有致同乡京官公函，得知张之洞负责主查后，一批赣籍士子遂上书张氏。主笔者为萍乡李有棻，他历任湖北安陆知县，广东高廉钦道，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等职，撰写此信时担任江西铁路大臣。他指出南昌教案使江西成为舆论焦点，让地方官绅商进退失据，日为滋扰，市肆萧然，有人还卷入案件罹患牢狱之灾，希望迅即结案，酌情赔款亦在所不惜，而不能牵累官绅，以平人心。这种行为遭到其他赣籍士人的反感，如胡思敬就称李有棻等人为“庸绅”，讥讽其所作所为。查阅相关资料，未见张之洞回信，当为不便留下案件办理为他人所左右的口实，或不屑于李有棻所言。而通过他的呈报可见，他坚称江召棠为他杀，在处理过程中主张维护官员人格和国家利益，不能屈服于列强的威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