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兴无

周恩来、邓颖超与袁雪芬密切交往几十年，给予她亲切的关怀和厚爱，引领着她的人生方向和艺术道路，也促进了越剧的改革和繁荣。袁雪芬在《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一书中写道：“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厚爱，是我一生中的大幸!”

提议袁雪芬出席新政协会议

1949年6月，周恩来担任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开始了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6月25日，受党中央的委托，邓颖超专程到上海接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7月19日，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提到：“望你约袁雪芬谈谈，约她于新政协时来平，有可能提她做自由职业代表。妥否，望先与夏衍一谈。”

周恩来为什么要提议袁雪芬参加新政协会议呢？此事还得追溯到l946年。那年的9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上海，继续和国民党当局和平谈判。在上海期间，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文委委员于伶向他汇报了袁雪芬把鲁迅小说《祝福》改编成了越剧《祥林嫂》，上演后受到上海观众的欢迎，但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周恩来说：“在国统区，在没有党领导的情况下，演出《祥林嫂》出乎意外。”他决定亲自去看袁雪芬所在的雪声剧团的演出。第二天晚上，他在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的陪同下，去明星大戏院看演出。那天，剧团演出《凄凉辽宫月》，袁雪芬演主角。看完戏后，周恩来专门把于伶约到住所，听取他关于袁雪芬等越剧演员的情况介绍。

周恩来在离开上海前夕，向于伶等人交代，越剧地方戏观众很多，袁雪芬她们有观众，影响很大，这就是力量。我们要派同志进去做工作。这件事如果我们党不去重视，就会被敌人所利用。

此后，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关怀下，袁雪芬向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士靠拢，参加了田汉、于伶的“反对艺员登记”的斗争，参与了宋庆龄为中国福利会募集资金的义演，不顾国民党威胁和恫吓，再度上演了越剧《祥林嫂》。

上海解放后，袁雪芬参加了上海地方戏剧研究班的学习。已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的于伶跟她谈话，希望她要多关心政治，说：“政治就是是非和爱憎。你的生活和演出都反映出了非常明确的是非观和爱憎观，这难能可贵。你反对压迫和要求进步，往往行动在先而认识在后，你已被卷入政治而你不承认是政治。”这使她逐步觉悟，改变以往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

1949年4月上旬，周恩来与将要去上海工作的夏衍谈话说：“你作为一个文化人，转变为一个进驻上海的文化首脑。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除了已被国民党裹胁到台湾去的，还有很大一批代表人物。就戏剧方面，有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和袁雪芬。袁雪芬和几位前辈年龄相差很大，但都是一个剧种的领军人物。袁雪芬还是一个小姑娘，书也读得不多，但是历史把她推上戏曲界重要的代表人物的位置。你要尊重他们，向他们请教，要到家里去拜访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找到办公室里来，面授机宜。”到上海后，夏衍主动向他们请教，包括年轻的袁雪芬。

夏衍将袁雪芬的进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很是满意，并提议她为参加全国新政协会议的人选之一。

在上海的邓颖超接到周恩来的信，也到九星大戏院观看了袁雪芬的越剧折子戏集锦演出。演出结束后，邓颖超到后台与袁雪芬亲切交谈，说：“你在国统区受到迫害，我们是知道的。恩来向你问好。”初次相识，袁雪芬觉得邓大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邓颖超又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夏衍商量提名袁雪芬参加新政协会议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不久，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正式通知袁雪芬，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一起作为戏剧界的代表，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袁雪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当即提出：“我有何德何能与艺术大师们去参加这么庄严神圣的会议，请另找一位比我更合适的人吧！”

◆1949年，（左起）程砚秋、袁雪芬、梅兰芳、周信芳参加新政协会议时的合影。

于伶出面给她做工作说：“参加新政协会议是中央决定的，不是随便可以换人的。你与三位艺术大师去参加会议，讨论治国的共同纲领，是非常光荣的。”于是，袁雪芬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多次邀请袁雪芬到家中做客

到北平后，袁雪芬被安排住在六国饭店，与她同住的是部队医生李兰丁。第二天一早，服务员只给袁雪芬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袁雪芬叫住他问：“还有一位的牛奶、鸡蛋呢？”他回答：“这是周恩来副主席特意关照给您的，说您在旧社会生过肺病，所以给予特别照顾。”听到这句话，袁雪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泪夺眶而出。此前她还不曾见过周恩来，一位日理万机的领导人，怎么会知道一个小演员得过肺病呢？记得1942年春，她咯血不止，老板让她吃点八卦丹，仍逼她上台演出。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令袁雪芬兴奋的是，周恩来还要亲自与他们这些特邀代表见面。那天，周恩来身穿深蓝色的中山装，两道浓眉，光芒四射的眼神，精力非常旺盛，显得气度非凡。他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握住袁雪芬的手说：“我早就认识你了！1946年在上海看过你演出《凄凉辽宫月》。”袁雪芬这才恍然大悟，当年报上登的中共代表看越剧，原来就是周副主席啊！周恩来对大家说：“非常欢迎大家到北平来参加会议。希望你们一同讨论《共同纲领》，商量国家大事。”袁雪芬心潮起伏，想自己在旧社会被视为“戏子”，如今能参加商量国家大事了，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开会前，邓颖超请袁雪芬到中南海的临时住所吃饭，在座有周、邓的养女孙维世。饭后，袁雪芬随邓颖超到怀仁堂看程砚秋等演出的京剧。刚坐下，邓颖超见毛泽东来了，就带着她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与她握手时说：“欢迎，欢迎，第一届文代会你没有来，这次政协会欢迎你参加。”

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周恩来设便宴欢迎郭兰英、李波等在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演唱《翻身道情》等得奖回国，袁雪芬作陪。毛泽东也来参加活动。郭兰英与李波演唱获奖歌曲后，袁雪芬唱了一段《卖青炭》选段。然后开始跳舞，袁雪芬不会，毛泽东诙谐地对她说：“我来收你做学生。跳舞其实就是听音乐走路。”

9月底，袁雪芬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10月1日，袁雪芬跟随新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在京开会期间，周恩来、邓颖超多次请袁雪芬到家吃饭交谈。

一次，周恩来对她说：“我放张唱片给你听听。”她一听，竟是自己演唱的《凄凉辽宫月》。她记得这张唱片是于伶要去送朋友的，原来他送给了周恩来。

又一次，周恩来饶有兴致地问她，为什么越剧全是女演员？袁雪芬回答后，周恩来说：“京剧男演女，越剧女演男，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在新社会要逐渐改变。”

还有一次饭后，邓颖超说：“雪芬同志，我们陪恩来同志散散步吧，他已好几天得不到休息了！”袁雪芬跟随他俩在园中散步。周恩来对袁雪芬说：“年轻人，我们交个朋友吧！以后常给我写写信，你有什么想法，遇到什么问题、困难都可以写。”袁雪芬为难地说：“总理，我的字写得不好，能不能请人代我写？”周恩来说：“我不是看你的字写得好不好，你自己写的才有真情实感。”

引导袁雪芬入党

袁雪芬在京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几十天，眼界大开，感触良多。她深深敬仰周恩来，觉得心里话都可以同他讲。快要回上海了，觉得还有一句顶重要的话要说。她去向周恩来告别时，鼓起勇气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周恩来热情地说：“很好！你过去在旧社会有过斗争，但要做党员不光是为了个人。有这要求，可以回去向当地党组织提出。”

◆袁雪芬（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

袁雪芬回到上海后，即向华东局提出了入党申请。不久，有关人员送来一张表格，让她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袁雪芬心想，可能自己还不够格入党吧。后来她才明白，那时自己才27岁，需要先入团，再创造条件，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

袁雪芬把自己的思想、工作近况写信向周恩来、邓颖超作了汇报。1950年初周恩来在访苏途中，写信给邓颖超特地嘱咐：“翻了翻雪声纪念册，觉得你应该写封信给雪芬，鼓励她多多学习力求进步才对。”

为了开阔袁雪芬的眼界，周恩来有意安排她参加了一些出访活动。1950年底，袁雪芬随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波兰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又随廖承志一道去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联合理事会。随后，又参加冯文彬率领的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

1951年3月，华东戏曲研究院成立，周信芳担任院长，袁雪芬任副院长，雪声剧团被吸收为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越剧团，她任团长。她觉得自己难堪重任，就去找夏衍说：“我是根据邓颖超大姐的意见，向您求救的。您过去看过我的戏，和我谈过话，我有多大能耐，您是知道的。”夏衍给她做工作说：“你看我这个宣传部长兼文化局长，也是老太婆坐花轿平生头一次。能不能当好，也是个未知数。去年，周总理对我说，袁雪芬还年轻，缺少经验，可能会紧张，你要多帮助她，一定要挑起从来没挑过的这副担子。最近，在电话里，周总理又提到你，要我转告你一句话：不要紧张，为人民办事，除了努力，有什么好怕的？天塌不下来的！”听了这话，袁雪芬立马感觉“腰板就直了一点”。

1952年10月，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陪同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在怀仁堂观看袁雪芬主演的《白蛇传》，该剧被选定为国家招待国宾的剧目。周恩来在家中会见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等主要演员，他说越剧可以吸收浙江和江南的民歌曲调，还有绍兴大班，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曲调。在观摩演出大会上，袁雪芬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常香玉、王瑶卿等7位戏曲大师被授予“荣誉奖”。

在党组织的教育下，袁雪芬思想觉悟产生飞跃，认识到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必须有满怀的政治热情与崇高的理想追求。她再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954年2月24日，袁雪芬终于实现了入党的愿望，在上海著名演员中她是最先入党的。入党的当天晚上，袁雪芬激动地向周恩来、邓颖超写信报告这一喜讯。

袁雪芬很快收到邓颖超的回信：“接到你告诉我们二月二十四日党组织批准接收你为共产党员的那封信时，我抱着强大的喜悦心情拿着你的信给恩来看，他和我共同感受到很大的欣慰。的确，这是我们对你关心中的最最关心的一件事。从那天以后你已站到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克服有违反党性的个人主义。还要经常地学习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去观察分析如何正确地对己、对人、对事，并加强马列主义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党性。”

读着回信，袁雪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这是我们对你关心中的最最关心的一件事”一句，尤使袁雪芬激动万分：总理和大姐花费大量心血，从政治上、工作上关怀自己，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1954年参加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袁雪芬与（左起）马寅初、沈克飞、黄菊生等三位同乡合影。

其实，她的入党问题的解决并不顺利。当时党组织内部有的同志持不同看法，认为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个人奋斗的思想。此事一直反映到华东局，最后反映到周恩来那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胡立教才告诉袁雪芬：“你知道是谁发展你入党的？是周总理发展你入党的。你的档案材料在京沪线上跑了好几趟。当时我是华东局的组织部长，周总理特别交代我，袁雪芬在旧社会的表现我都清楚，发展她入党是不会辱没我们党形象的。当时陈毅、谭震林这些领导同志都是举手同意的。”

鼓励袁雪芬追求艺术创新

1952年，袁雪芬、范瑞娟在中南海怀仁堂联袂演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观看。毛泽东对此剧十分欣赏。周恩来指示文化部门尽快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成彩色电影，使全国人民都能欣赏到。

这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当时国外有人讽刺说：“你们想拍五彩片，过三四个五年计划再说吧！”袁雪芬、范瑞娟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憋足了一股劲，立志要把《梁祝》拍好。彩色电影需要很好的照明，但从苏联进口的两盏灯总是坏，夏衍亲自找人检修，但仍没修好，上海市长陈毅急调高炮部队的探照灯应急。1953年底，《梁祝》终于拍摄完成，用电影这一现代视听媒介再现了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表演艺术，一经放映，风靡全国。

在1954年4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新闻处放映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放映期间用茅台酒招待客人，世界各国200多位记者被这种陌生而优美的电影故事与华夏文化所感染，盛赞“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称袁雪芬是“东方朱丽叶”。

邓颖超写信给袁雪芬说，《梁祝》在日内瓦会议上放映，引起了轰动，获得了故事好、音乐好、演技好、色彩好“四好”之评。卓别林看了片子，十分喜欢，想买这部片子。她还在信中说，本人曾经“四看”《梁祝》，要不是出于健康原因，她绝不放过“五看”“六看”的机会。

周恩来回国后，请袁雪芬到家里做客，说：“雪芬，我们的‘两台’在日内瓦出了风头，为国争了光，一个是茅台，一个就是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祥林嫂》是在袁雪芬的倡导下，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现代越剧，被誉为“新越剧的里程碑”。1948年，越剧《祥林嫂》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上映。1949年，在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祥林嫂》被授予一面奖旗。周恩来请夏衍给袁雪芬捎话：颁发奖旗是为了表彰在国统区里改编鲁迅的作品，但戏本身还是有缺陷的，希望不断打磨，把《祥林嫂》改好、排好，将鲁迅原著的精神很好地体现出来。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袁雪芬和主要演员、编导、音乐工作者一起，找来鲁迅作品，一本本阅读、研究。对《祥林嫂》进行修改，去掉了当年为迎合一般市民观众趣味而加进去的一些内容，保留了鲁迅名著的原貌，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在上海大众剧场演出，袁雪芬仍然饰演祥林嫂。

袁雪芬认为祥林嫂这个角色，“是值得花毕生精力去塑造的”。她牢记周恩来“不断打磨”的教诲，不断对《祥林嫂》进行修改、提高，1962年5月，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袁雪芬第三次修改排演《祥林嫂》，加深体现鲁迅的原著精神，全剧进一步加强了戏曲唱、念、做、舞的功能。

◆1960年，周恩来、邓颖超与袁雪芬合影。

1977年，袁雪芬复任上海越剧院院长，第四次修改复排《祥林嫂》，实现男女合演，这次由金采风和袁雪芬分饰上半场和下半场的祥林嫂。袁雪芬每天很早就到剧场化好妆，从第一场开始就在舞台侧幕仔细看戏。有人问她：“你上半场没有戏，为啥来得这么早？”她笑笑说：“看了上半场，下半场人物的感情才贯穿得下去。”

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合作，将《祥林嫂》拍摄成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戏曲艺术片。在拍摄现场，袁雪芬生怕服装坐皱，竟一天一夜没有坐一下。连开几个夜车，最后一次从晚上拍摄到第二天上午8点半，剧中的祥林嫂倒在雪地里死去，而袁雪芬却因过度疲劳，倒下后竟在台上睡着了。

31年磨一戏，《祥林嫂》被誉为越剧的四大经典之一，也成为上海越剧院的保留节目。

男女同台合演，是周恩来对越剧提出的期望。1953年，他到上海视察时问袁雪芬：“过去男班留下的男演员还有吗？”袁雪芬就让唯一留下的男演员竺芳森和吕瑞英演了一出《九斤姑娘》给他欣赏。周恩来看后哈哈大笑说：“男女合演很好么！”

1954年，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带领全院开始试行男女合演。1959年第一代男小生毕业。1960年袁雪芬带男小生刘觉去周恩来家汇报。周恩来关心地询问刘觉的情况，还让他唱一段。上海越剧院培养了三代男演员，现在上海、浙江等地越剧团，实行全女班和合演班两条腿走路，开拓了越剧艺术的新天地。

“文革”中，袁雪芬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千方百计想从她那里获得整周恩来的黑材料，她义正辞严予以拒绝因而被长期隔离审查，造反派还抄走了周恩来、邓颖超写给她的大部分信件。

1971年周恩来病重，经历“文革”磨难后的袁雪芬给周恩来写了封汇报信。不久邓颖超打电话给她说：“恩来看了你的信很高兴，希望以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永远革命。”袁雪芬后来说，这是周总理对她的最后教诲，她将永远铭记在心。

1974年，袁雪芬被“分配到越剧院学馆工作，负责学员的生活”。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逝世。袁雪芬闻知噩耗，悲痛欲绝，一连几天，以泪洗面。她想到北京去为总理守灵、送行，但未获批准。她只好打电话并写信给邓大姐，表达对总理的沉痛悼念。1月29日，袁雪芬收到邓大姐的回信，得知邓大姐已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很是欣慰。

1977年，复任上海越剧院院长的袁雪芬，为了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带领创作人员和演员，创作了反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三月春潮》，在越剧舞台上第一次塑造了周恩来的艺术形象，以寄托对他的永恒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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