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吉尔莫·德尔·托罗导演电影的叙事结构，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多变和非常诡异，想要探究其电影叙事结构对于影片叙事基调的根本性影响，离不开对隐藏于其电影中的叙事理论的剖析和解读。

以美国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的叙事结构理论为依据，对照查特曼的叙事学著作《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中针对电影叙事结构的相关理论，来解构托罗电影的叙事结构。

查特曼的电影叙事结构理论将“电影叙事”划分为“故事”与“话语”，并对其进行细密论证，这一划分就被众多学者称颂。查特曼认为“故事”是叙事内容，“话语”是故事传播的方式，即顺序与选择。

故此，将对托罗代表电影的叙事结构按照“故事”与“话语”的形式进行分析，即在影片中用什么样的顺序与选择来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形成了何种结构，依照电影叙事结构理论挖掘托罗电影结构的宝贵之处，以此为中国电影的结构设计多样化和创新化提出借鉴和参考。

叙事结构，即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之中，按照不同的元素分类，利用不同技巧去协调电影的每个部分，以此来呈现最完美的故事给观众观看。

“电影和任何的艺术载体比如诗词、美术一样，都是为了表达和传递艺术思想的”。只是，电影载体的表达方式离不开人物、故事、视听语言等因素的配合。

利用一定的构架去串联人物的关系、声音、镜头画面等，是每一部电影都必须做的事情。一部好的电影结构，应该有清晰的人物关系，清晰的时间脉络以及故事情节逻辑。

而托罗电影中的“反程式化”叙事结构则是一种违背故事发展时间顺序来叙事的结构，其中对于故事和线索的穿插回环与交织组合都呈现出了托罗明显的个人特点。

在电影的叙事结构理论学中，“回环”式影射结构以多层叙事链为叙述动力，以时间方向上的回环往复为主导，非线性发展且情节过程淡化，讲述方式突显，意义不在故事中而在叙述中产生。

它调动观众参与意义建构，以理性思考取代前者的移情入戏，不给出确定的结局和意蕴。这里提到的映射结构是从线索的显隐关系入手，通过直接的办法去讲述情节的表象，去讲述人物的行为与事件的进展，进而去阐述隐晦的线索和寓意。从明暗线索的对比我们可以明晰整部电影要表达的主要脉络。

这种影射结构是给人无限留白与回味的。托罗的电影中非常善于用到这种结构，以明线和暗线的配合，进一步烘托电影的主题。

以《潘神的迷宫》这部经典作品作为例子来分析，影片的“故事”主要讲述的三个任务就是电影的主线，这三个任务都是农牧神交代给奥菲利亚的，在其中，穿插着很多神秘的，具有童话色彩的片段，比如荆棘上的玫瑰、丛林树屋等等。

这些意象都是奥菲利亚的精神力量的表达，是她反抗命运的隐喻。影片的映射结构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也就是查特曼所谓的“话语”，除了上述的影射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到大量线索和情节的呼应，主线与暗线的影射互动，这种“话语”的组合发声从明暗线的映射中让观众逐渐摸清托罗对于电影主题的寄托。

观众可以从主要的故事环节中猜测到暗线情节的进展，奥菲利亚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也在不断成长，这和游击队长故事的副线是相互对照与呼应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映射结构。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些情节：奥菲利亚在来到军营之后没有受到重视，独自夜游迷宫接到了专属的任务，这部分情节其实和女仆莫西迪斯潜伏在军营中，暗中得到了医生的帮助，最终拿到珍贵的药品具有同样的主旨。

奥菲利亚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从干枯的无花果树树下的癞蛤蟆肚子里拿到那把钥匙，又和女仆私下配出了仓库钥匙这一情节完全吻合。除此之外，曼德拉草根被烧，意味着无辜百姓和平民被毁灭，无辜的猎人夫子被杀害，也有着同样的思想内核。

在第二个任务之中，奥菲利亚吃了两颗葡萄，因为她没有抵抗住诱惑，这导致精灵的牺牲，在非常紧急的关头，奥菲利亚用粉笔打开了一扇门，和游击队员被杀后，女仆以一己之力脱险的情节两两呼应。

我们也能看到，在结局之前，奥菲利亚没有完成第三个任务，但是却回到了理想王国，这和游击队千辛万苦后取得胜利，都向我们表达出同样的主题。这种呼应关系，就是电影结构的一种特点。

谈及《潘神的迷宫》“故事”与“话语”叙事结构设计的作用，不难发现这些“话语”影射的出现无一不带着强烈的暗示意味，这样的电影才会吸引观众反复观看去体味其中的深意，由于种下了“因”，才会收获了“果”，无论是善果还是恶果都是之前思维行动的体现，托罗经常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表达他对于战争的痛恨。

这样的带有明显暗示效果的结构也时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中，无论是贯彻整部电影的大结构，或是电影部分片段所使用的小结构，这样的影射结构都很好的表现出了这种暗示天道轮回的内涵意味。

在托罗的电影中总是善恶分明，他不会让一个“恶人”逃脱制裁，同时也乐于在惩戒坏蛋的时候教会观众天道因果循环的道理，这与他电影顽童的性格十分相符，在他的电影中总会体现自己的执拗和强烈的情感外泄，爱的纯粹也恨的热烈。

在电影的叙事结构理论学中，“缀合”式团块结构没有明晰的时间线性故事发展和因果关系，也没有连贯统一的情节主线和戏剧冲突焦点，以打乱时空的叙事片断缀合而成，各个片断或团块之间有向心力，形成“形散神聚”的散文式结构或意象并置组合的诗化结构。

它不以情节和哲理取胜，而以意象意境耐人寻味。“电影是最具有艺术表现力的载体之一”。电影不但可以叙事，并且，也是一种以时间节点和叙述作为表述基底的艺术形式。

托罗是一位成熟的导演，具有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他非常擅长用电影的视听语言，来构造出一个具象的空间来完成自己的叙事。其采用“缀合”方式的结构来处理电影中的复杂结构，并将这种方式变成了自己的绝技，无数次以此织就恐怖的故事线，吸引观众进入他广袤的精神世界。

以《水形物语》为例，就是托罗“缀合”式团块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影片的“故事”发生的主视角是哑女伊莉莎。伊莉莎是一位清洁工人，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时候，她无意发现了美人鱼确实存在于世界上的真相。

因为其独特的生长环境，她能够与人鱼共情，并不觉得对方是怪物。在得知鱼人要被解剖之后，她决定集结为数不多的好友营救鱼人。在紧张激烈的营救和各方人士团结一致的努力配合下，伊莉莎如愿和鱼人永坠爱河。这是影片“缀合”式结构“团块”的中心。

“话语”的顺序从这里开始，这一主线的作用承担着影片情节的两个爆发点和影片主要情绪的传达。

其中，伊莉莎与鱼人在实验室无人的时候，一起吃着水煮蛋，听着唱片机，看着画册，这种冥冥之中的默契，只有水怪才能忽略伊莉莎的缺陷，看到最真实的她，这种认同感和维美的画面也是第一个用来触动观众的经典禁忌之恋场面；

鱼人的解剖与处决情节，将伊莉莎推向了矛盾的中心，最终决定集结拯救人鱼团队，也形成了影片的高潮阶段，在结构上更是将散在各处的“团块”杂糅在了一起，使得各个“团块”在影片中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呈现了曲折往复的叙事效果与动人心魄的情节转折。

影片最为高潮的部分，其实是经历了前期很多线索与情节的铺垫的。作为观众，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到其他很多角色的视角。人物们的视角讲述了故事的整体冲突，并最终在“团块碰撞”中爆发。

在不同人物依据自身的人设和逻辑来处理电影中的不同事件的时候，托罗已经成功地打开了电影叙事的多维度，让“话语”的交错更加频繁复杂，让电影具有了难得的层次感，并且通过多维辐射，更加凸显了解救人鱼的主题。在“话语”团块叙事中，我们能够看到最明显的部分是伊莉莎的好朋友吉尔斯。

吉尔斯是伊莉莎的邻居，也是一位非异性恋画家。她怀才不遇，其实映射着很多不被世人理解，只能苟延残喘的底层群众们。吉尔斯的个人生活一片混乱，他身为画家，却卖不出去一幅画，身为非异性恋者，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唯一将他当做自己的亲人的只有艾丽莎。

当时的社会中，吉尔斯的非异性恋身份完全不能被理解，他曾经暗暗喜欢以为餐厅店员，但餐厅店员本身却是一个种族歧视者。所以，我们通过团块叙事，可以看到吉尔斯的生活中充满绝望，他已经无法抗争，只能抱怨命运的不公。

托罗强调的是相似于吉尔斯一般的弱势群体面对生活的态度，普遍是极其消极，面对不公平局面时只是默不作声地承受。

而当现实打败了幻想，吉尔斯开始加入了营救阵营，这是在故事线中他第一次做出反抗的行为。这一行为也是一种标签式的表达，给整个电影的内核带来升华。

正是这个举动，让吉尔斯这一人物形象有血有肉起来，他从一个被动者，变成一个主动者。吉尔斯作为一个长期不得志并饱受压迫的老人，其奋起反抗的举动更加感人，实际上，除了解救人鱼之外，他也在解救自己孤独而褴褛的心灵。

这才是托罗在这一层叙事“团块”中要表达和呈现的，属于弱者的呐喊会响彻天空，几个老弱病残却战胜精密运作的政府实验室这样看似荒诞的情节中，是对于温暖人性的肯定与真爱的呼唤。

另一标志性“话语”叙事“团块”出现在作为敌国间谍的霍夫斯泰特博士视角，在工作中撞破了女主与水怪在实验室中的“约会”的他，十分震惊，水怪居然能理解音乐和语言，这就意味着水怪具有智力和情感。

面对长官活体解剖水怪的要求，他出于对生命和科学的敬畏，劝阻长官停止伤害水怪，却屡次失败，更是放弃了母国要求解决水怪的任务。

自发的决定要协助女主帮助水怪逃离，不但主动把水怪的枷锁打开，还告知了女主水怪的习性和安置方法，更是在画家运送水怪被保安拦下的危机关头炸毁电闸，制造混乱，用针剂放倒了保安，助他们安全逃离。

以至于在后来长官的言行逼供中身受重伤，泄露了女主和水怪的行踪。影片中博士的叙事“团块”十分独立，且具有矛盾性，这样的游离“团块”所具备的作用是直截了当地呈现其部分人物的个性与主题。

一边是鱼人的生命，一边是工作任务，一边是正义，一边是残忍，有着最直接的善恶心理，不断刺激着观众的感官又是对观者一场人性的拷问，托罗想要将良知与贪生无限的放大。

自发的解救和透露秘密，这样前后相悖的行为，托罗在这一“团块”将人性的两面性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影片到了尾声的时候，画外音中，他说想起了艾丽莎的时候总有一首诗在回荡，这首诗说的是，你的轮廓纵然无法分辨，但你一直在我身边。你的存在让我身边再次充满爱，让我学会谦虚，你一直没有离开。由此也诠释了水形物语的含义。

真正的爱就像水没有形状，但无处不在。这才是对“水形物语”最好的诠释，将所有的“话语”交杂后，“故事团块”表达完整，才可以得出这样透彻的感悟，其中的主要“团块”和每一个支线“团块”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也通过“团块”的融合和碰撞对所有的故事有一个总结和思想的解放和升华。

这种一环扣一环的叙事效果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正是多维度的叙事空间，让我们既能感受到每一个零碎的细节，又能被宏大的主题感染。清洁工人和残疾人女孩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让我们为之动容。

一部好的电影，并不仅仅是作为导演本人情感的抒发渠道，更应该让所有观众展开对所处世界的思考。电影中其他视角的引入，正助力了这种思考。这正是叙事结构的巧妙设计所达到的思想输出效果。

“所谓对立，其实是在矛盾的内核中，两个不同的方向互相依存，并且不断斗争，并在此过程中互相转化”。

比如善恶的对立就是非常明显的表现。戏剧冲突中经常突出善恶的对立，以此来完成故事情节的推动。在善恶对立的过程中，不断激化矛盾和冲突并引发下一次对立。

在托罗的电影中，每一个对立面都不能用单纯的是非来评判，善与恶也是相互转化和调动的。托罗擅长在冲突的过程里催化新的矛盾产生。这让他的影片充满多元化的魅力。

在查特曼的叙事结构理论中对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也有涉及，他认为二元对立是以两条以上叙事链组合形成对照性张力运动，建构复调主题，其因果关系、戏剧线性叙述仍然存在，只不过更复杂化，它将移情幻象与哲理思考合而为一。

这种二元对立将多维度对比形成的反差最大化，带给观众深刻的思想冲击。托罗电影中虚幻正义与真实罪恶的对立很好地呈现了他在电影中构建的多维世界观，将影片叙事结构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在托罗的电影中，这一点曾经非常直接地表现在了《鬼童院》之中。在《鬼童院》这部影片的一开始，“故事”就用一句“鬼到底是什么，是一定会重来的悲剧吗？”奠定了影片的基础，抛出了整个影片要表达的最大的核心问题。

幽灵作为恐怖电影的视觉符号，在托罗的电影里也是一种叙事的线索，是一种作为“话语”而存在的链接，是《鬼童院》中象征反抗的“虚幻正义”。

在托罗的电影之中，幽灵的意象，其实是在特殊时代之中的一种隐喻。电影的开场白结束以后，“故事”马上转到德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并且在同一时间里，哈辛托杀害了桑迪，而桑迪的幽灵，在孤儿院形成了具象，形成“话语”。

剪辑的手法也在辅助着整个电影的指向性和寓意，幽灵的诞生其实是因为不断的战争。幽灵实际上是战争年代的牺牲品。

托罗的电影彻底告别了其他西方电影中常见的幽灵等于鬼怪的认知，他将幽灵作为一种正面角色，是带给活人希望和正义的力量化身，与反面角色形成对立。托罗希望借此表达自己对于战争的不满，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过去的社会意识的批判。

在《鬼童院》这部电影中，幽灵是一种脆弱而善意的象征，这和哈辛托的贪婪、暴戾恰好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具有强烈的童话色彩。

幽灵本来应该是让人害怕的，但是它却是孩子们得救的寄望，而本来应该是同类的哈辛托，却变成了法西斯暴政的代名词，代表了所有苦难的开始。在与幽灵形象的不断对比中，哈辛托人性的缺失，和一种“原罪”艺术形象展露无遗。

在幽灵的引导下，孩子们逐步把哈辛托的罪行公布给全天下的人，这意味着，托罗在告诉观众们，以史为鉴，切勿重蹈覆辙。可以说，正是在“话语”的不断对比中，托罗建立了一个艺术世界，借此揭开过去社会的血腥一面，引起所有人的深思。

这样多维的世界感观才能架构起更加真实的电影世界，给人最直观的观后冲击，借助真实中并不存在的“幽灵”为孩子们打造一场转换命运的“正立传说”，来反抗现实中的残酷无情，这样的讽刺意味，尽显托罗的个人风格。

查特曼的叙事结构理论对于梦幻复调式的解释是以梦境和幻觉为主要叙述链接和内容，以两个以上叙述声调形成对话和冲突，物理时空转化为心理时空，人与人、人与自身、人物与观众的多重对话形成对话狂欢，复调结构是电影在拍摄的过程中，一种对于叙事的常见构架。

托罗在童话色彩与现实导向这二者之间就不断采取复调结构。童话色彩指的是在托罗的电影中不断出现梦幻的表述方式和故事主线，通过童话般的镜头和表达方式去和现实作比较，激发影片的内核表达。

复调结构经常被梦境和幻觉充斥，托罗喜欢用明暗声调去演绎冲突与矛盾，梦幻和现实的对比、实际时空与灵魂是空的对比、多重对话的层次感，都让观众们目不暇接。托罗的电影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最为凸显童话与现实对立的，就是其代表作《潘神的迷宫》。

在电影一上映的时候许多人的理解是，这是一部半童话性质的电影。它讲述的也是一个有虚幻色彩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它绝非如此。电影从虚幻角度来看，也一样具有超现实的“话语”意义。

它是一部非常血腥和暴力的影片，讲述着在不断有生命逝去的法西斯年代里，一个纯真的女孩视野中，残暴的继父、游击队员们与底层人民们的悲惨人生。女孩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只能选择逃避。

在女孩从现实逃离到自己的幻想世界的时候，现实和想象在这荒诞的故事中居然得以融合。影片在梦幻的叙事下，讲述着屠杀、镇压和反抗，让人们不由得为之落泪。整部影片是从童话视角和现实视角重叠交叉讲述“故事”的。

影片的思想性和可看性都得到了提升。奥菲利亚和继父的第一次见面中，导致二人冲突的引子就是童话。在情节不断推动的同时，二人虽然接触不多，但是矛盾始终存在。

奥菲利亚想要用曼德拉草根救母亲的时候，矛盾正式登场，而最后一个任务这让矛盾继续升级，围绕着婴儿展开。奥菲利亚屈服于现实，因为她不想伤害自己的弟弟，所以选择在童话世界的大门前止住了脚步。

但正是这善良的举动让奥菲利亚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园。童话“话语”与现实“话语”在这一部分的情节中完美融合，互相照应。

影片的文学叙事结构中充满巧妙地隐喻的复调结构，把一个阴暗隐晦的故事，用完美的意境呈现给了所有观众。把查特曼叙事结构理论中的故事与话语构造出的电影世界诠释得淋漓尽致。

因此从电影的叙事理论出发，结合“故事”来巧思“话语”的顺序组合，才是托罗电影结构精巧绝伦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