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遂
一、童年我出生于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家住湖北省当阳县王店区王店公社同心大队第五生产队，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虽有祖遗田地十三亩，但是还老账还不够。所以我出生后，家境很穷，曾经吃过树皮草根。冬天还打着吊胯（光屁股）在山上打柴禾，这对我养成爱劳动和爱与穷人打交道的好习惯是一个锻炼机会。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我仇恨旧家庭，成了我后来闹家庭革命的根源。
我父亲是满清秀才。他虽穷，但地主的臭架子还是摆着的。我曾经说：“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对于我的父亲，并不算过火。
我父亲是个有魄力、有雄心壮志的人。他在二十二岁中秀才后，在家里“闭关”三年，日夜苦读。曾经七下武昌参加科场(即中举)考试，仅仅一次试卷被推荐，但未中举，之后他把他一生向上爬的心思，完全寄托在我的身上，“望子成龙”。
我有七姐妹，三兄弟，在姊妹排行中我是“老八”,在兄弟排行中我是“老三”。
我的父亲一生以教书为业，每年学钱收入约四十串，这是家庭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他曾经在当阳县城里教过几年学。县城里陶启凤、张升臣等廪生，秀才陶仪、陶翔凤等，都是他的掌门弟子。所以我后来在当阳工作的时候，这一批人都是帮助我的。
我母亲是个中农家庭的女儿，不识字。但她有一种织土布的技能：三丈二尺长，一尺二寸宽的土大布，她一天织一个；浆、刷、迁、过扣、过雏，都是她一手包办。这就成了我们家庭经济生活的有力的助手。
一八九二年冬，我从父亲在家里读孔孟之书，学李杜之诗，研究程朱的唯心主义哲学。当时我反对学八股文章，我能够写一点时事论文和旧体诗词了。
由于我的父亲“望子成龙”的心切，他对我的教学方法是“讲、读”并进。首先就讲《论语》,连朱(熹)注都要背熟，拿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来说，真是一道难关。所以我时常被罚长跪，头上被打得大包小包，吭也不敢吭一声。只有母亲背后替我摩摩包，搞一点荤菜埋在饭碗里给养伤。真是“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啊!”
父亲时常教导我说：“为人要立大志，做天地间第一等事，光大门庭，流芳百世。”我也曾经立下了大志：如若达而在上，就学伊尹相太甲，周公辅成王，澄清天下；如若穷而在下，就学龚遂治渤海，虞诩治朝歌，除暴安良，作一个名臣循吏。
由于父亲七下武昌，又在当阳县城里教了几年学，眼光比较远大，他认为时代变了，我如果还在山沟里读书，是没有出路的。乃叫我到武昌去报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新学校。传说这种新学校，只要被录取了，学生就只出一个光人，一切费用，都是官费。这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我于一九〇四年夏历正月十五之夜，背着行李，离开了我这个可恨的古老封建家庭。当时，我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喜看雏凤出樊笼，壮志凌云向九重。
踏上固陵真得意，铁琶高唱大江东。
二、求学我离家时，父亲给他在当阳教学时的老朋友王钟麟写了一封委托信。
自同治四年（1865年）起，王钟麟时年24岁，他在京师同文馆做汉教习。
王钟麟一九〇七年66岁，通过了了袁世凯的举贡考试，任外务部主事。当时他住在武昌大贡院前的庆云老客栈”,充任汉口某报馆的主笔。这里也是我父亲下武昌住的老栈房,托他照顾我。
王钟麟也是在古庙里苦读出身的穷人。他的父母在当阳县城里开鸦片烟馆度日，为王钟麟所不齿。
王钟麟对于国际国内形势，了如指掌。他一有空就教导我说：满清皇室贪污无能，对内只知出卖国家的主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对于自已则是极端荒淫无耻；对外只知捧列强为父，百依百顺。列强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剥削中国老百姓血汗，比满清王朝更加厉害，逼得广大中国穷人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行一时，形势大好，满清的命运，已不长了。
我以一个老山沟里的土包子，得以略知世界形势者，乃王先生教导之力也。这是我一生所感激的。
可是在一九一一年满清还未被推翻时，王钟麟就因母死回当阳原籍守制，又与当阳县城里一帮反革命分子苗瑞云等搭上钩了，实际上是被苗瑞云出卖了。当一九一一年十月，驻军唐牺支在宜昌起义后进攻荆门县，路过当阳时，苗瑞云等诬控王钟麟危害地方人民的十大罪行，送了钱，请求邓金彪就地正法。邓金彪接受了苗等的请求，把王钟麟押到当阳南门外校场坝砍头了。死后无嗣，当阳同乡张元音等葬王钟麟于长坂坡下子龙畈，一杯黄土，预地尽矣。
一九一七年暑假时，我从二校回家，路经王坟时，曾写如下的诗句：
年年归去此经过，后嗣无人唤奈何!
汉寝唐唐无麦饭，山溪野径有风波。
文章报国清廷少，冤愤如公史上多。
我是当年陶铸者，孤坟凭吊泪滂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