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公元1600年前后的科学革命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这一期间，以伽利略、笛卡尔、培根为代表的科学先驱创新提出了试验观测方法，取代了传统神学意志和空洞的口舌之辩，使得人类探索世界、观测世界的视角、途径和方法有了根本转变，助推人类文明进入了科学时代。

科学时代的来临引发了后续接踵而至的科技革命，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科学成果的丰富和凝练，使得各类机器设备接连被研发出来，从而在取代人类手工劳动的同时，发挥出了超越人类极限成千上万倍的生产效率和巨大能量。自此，人类文明摆脱了几千年来蜗牛爬行的“漫步时代”，转而一泻千里、迅猛前行。

谈到引发人类文明伟大变革的科技革命，必然绕不开一个话题：为何孕育了几千年文明史、以博大精深和智慧见长的中华文明却没有丝毫科学萌芽的痕迹。不仅如此，中华文明还步入到了“厚德载物，天理循环”的原地踏步之怪圈，与科学迅猛前行的发展势头可谓是南辕北辙、同床异梦。这究竟是为何呢？

1. 科学：绝非实验观测那般狭隘

（1）科学的目的：探索未知

熟悉科学史的人都知晓：公元1600年前后兴起的试验观测方法是人类文明步入科学时代的重要标志，荷兰学者弗洛里斯·科恩将其称之为 “动手思考（hands-on thinking）” 的全新模式。

为此，很多人自觉找到了科学方法之真谛：只要是实验观测，将真理交给实践，就是科学。故而，建国后中华学界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观点，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并经伟人认可进行应用，从而引发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战略的提出。

但回望这40多年的科技成果我们便会发现：尽管各行各业确实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国家面貌的翻天覆地和焕然一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但诺贝尔奖的缺失，卡脖子技术的悬而未决，依然在诉说一个可怕的现实：如同历史上的洋务运动一样，我们似乎依旧徘徊在科学的门口，未能真正进入。

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对科学的认知目前仅停留在实验观测和实践检验的层面，对科学深层次的思考依旧浮于表面。

什么是科学？《星际穿越》电影中说得很明确：探索未知。对于未知世界充满热情和不畏艰难险阻的探索，一心想着扩大视野，提高对庞大世界的认知，才是科学应有的姿态。

纵观西方历史便会发现，不论是大航海时代，还是宇宙星空，总有那么一批“不怕死”的人，即便是豁出性命也要深入探索一番。虽然他们的频频失利成为了我们饭后的谈资和深刻的教训，但他们孜孜不倦探索未知的精神，足以载入史册、“感动”科学。

（2）科学的方法：挑战权威

科学第二个门槛便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挑战权威。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上也出现了一位圣人：亚里士多德。这位全才式的圣人因其聪慧的大脑、无边的魅力和旺盛的精神，在哲学、自然科学、生物学、医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建树颇多，也为其言论即真理埋下了伏笔。

当亚里士多德提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一观点，便立即受到信徒的热烈吹捧，转而变成了“圣旨”不容置疑。

尽管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人已经发现错误，并对其提出质疑：为何用手推动球，手离开后，球不立即停止？亚里士多德以其聪慧的大脑狡辩：手离开后，介质充当了“手”，继续推动球，使得这一谬误依旧存续2000年。

直到近代的伽利略，终于对亚里士多德这位权威发起了挑战，用数学演绎法和实验观测彻底推翻了这一谬误，科学才迎来了曙光。与此同时，各行各业科学家也纷纷发动质疑，天文学的地心说、解剖学的诸多谬误也终于被推翻。

（3）科学的精神：自由和理性

试验观测、探索未知和挑战权威无疑生动诠释了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思维：自由和理性，即对待世俗，我们要勇于挣脱，转而以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姿态活出一片地，创立一个新领域。

对于权威，我们要敢于说不，决不能做圣人和权威的忠实信徒，助纣为虐、贻害世人，而是应将真理的判别权交给客观世界，通过科学探索和试验观测，为真理破土于世提供条件。

2.中华文明为何与科学无缘？

（1） 天命思想隔绝了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

分析完科学应具备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之后，再来窥探中华文明，便会发现，自中华文明破土而生的那一天，这两大精神无疑正在越来越远去，而且随着雄主实现其个人价值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两大精神便损失殆尽。

上古时期，尚且保留着贤者继位的禅让制度，为天下传颂。但禹王继位后，为了树立个人的专断权威，不遗余力打破了中华民族的自由和理性精神。铸九鼎以宣誓个人权威；动不动发动诸侯会盟以铲除异己；制造酷刑和军队以打击异心者。

这一行为居然被后世孔子和司马迁认定为有德之表现，这无疑放出了一个可怕信号：强人搞专制是受之天命，底下小民敢反抗就是大逆不道。

（2）圣人一句“悠悠之口”，牢牢绑架2000年

相比于君主的专制集权，圣人孔子的呐喊无疑是制造风向、阉割百姓自由和理性精神的“文化匕首”。

为了以身作则，孔子率先提出“代圣人言，述而不作”，十分清晰表达出自己就是个传话筒，对有德之明君的任何决策竖双手、全拥护。我都这么做了，百姓更要做得好。

为了让世人断绝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同时也让君主不要偏离“德”之牢笼，孔子提出了活在世俗眼光当中的文明礼仪：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好一句“君子”，让世人穿上了“孔乙己的长衫”。

另外，孔子读了楚庄王的故事，当读到楚庄王听取申叔劝说，给陈国复国之后，便一改往日对楚国的蔑视（口头上称之为楚子、楚人），盛赞“楚庄王真是贤德的人啊，能放弃千乘之国，而重视天下的悠悠之口。”

一句“悠悠之口”，又将世人捆绑在了世俗的眼光当中。儒家一统天下2000年之后，有作为的君主能人想大干一场之时，无不被儒生的“悠悠之口”吓得不敢动弹。

好一句“悠悠之口”，将中华文明牢牢绑架在了世俗当中2000年，也进一步使得中华文明与科学彻底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