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夏，西安站的蒸汽机车拉响长笛，一列军用软卧缓缓驶向兰州方向。车窗前，身着黄呢军装、胸口别着中将衔的廖汉生正低头翻阅西北军区近期剿匪简报；雨点打在玻璃上，敲得铿锵，他忽然将文件轻轻合上，转身招呼随行的干部部部长：“路线再核对一次，今晚到张掖，明天赶乌鲁木齐。”一句简短的交代，队伍立即分头行动。

这趟行程并非普通检查。仅仅一年前，1952年春，廖汉生还是青海军区政委兼第一军政委。彭德怀电报抵西宁：“速来西安报到”，几乎没给他喘息的时间。抵达西安两天后，组织宣布他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三个月过去，肩章就添了一颗星，改任副政委兼军区党委第五书记，开始主持日常工作。同行战友私下感叹：“这速度，像骑了匹烈马。”

纵观他早年的轨迹，这并非头一次“烈马式”跃升。1933年，他从贺民英领导的湘鄂边游击队转入红二军团，最初只是书记员。关向应看中他有几分文化，硬把他拉进随营学校，亲自批改他写的简报。不到一年，他已经戴上团政治处主任的袖标，又被提拔为师政委，与贺炳炎并肩。那种从泥地里蹿到台阶上的速度，成为日后多次火线提拔的伏笔。

抗战、解放战争一路走来，他始终扛着政治工作的旗帜。1949年西北决战期间，王震率二军六军长驱沙漠，他和贺炳炎则守在青海，稳住后方。青海解放当月，部分主力调走，新成立的青海军区剿匪、接管任务落在他肩上。那一年，他才三十四岁，却已是地方与军队双职的政委。

彼时西北军区辖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新疆，面积占全国近三分之一，真正能直接指挥的兵力却只有十几万人。抗美援朝正酣，精锐偏向前线；留在西北的，多是守边及骑兵部队。兵力不多，任务不轻。彭德怀兼任司令员，第三书记张宗逊被调总参，第四书记马明方主要驻西安分管地方，廖汉生这个“第五书记”反倒成了一线坐镇者。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他踏上新疆。列车跨过吐鲁番盆地，戈壁上热浪蒸腾。抵达乌鲁木齐后，他没有先开军事会议，而是带着干部部、后勤部负责人，直奔新疆军区司令部。门口警卫敬礼，他一抬手：“去告诉王胡子，老廖来了。”“王胡子”三个字出口，警卫愣了神，却又被他笑得挠头跑进院去。

王震正在作战室看地形图，闻言大笑：“你这家伙，上级领导来视察，还敢揭我老底！”两人握手的力道，在旁人耳中如同木桩相击。熟稔归熟稔，工作照旧严谨。当晚审阅新疆剿匪与生产建设汇总表时，廖汉生提出：“塔城一带的械斗还没彻底平，要么抽555师部分干部过去，协助地方政府。”王震点头，却提醒：“兵可以抽，子弹得给足，别让他们空着枪吓唬人。”

第二天清晨，军区礼堂里召开联合党委扩大会。有人悄悄递来纸条，反映最近伙食经费被“扣留”。会后，廖汉生询问财务处长，得知王震将部分伙食费集中，派人赶往西安采购纺织机和发电机，为新疆筹建地方工厂。面对质疑，王震只说了一句：“兵在沙窝里熬一天，机器就能早点开动，群众才有活路。”廖汉生沉默片刻，合起账簿：“账留在军区，机器到地方，年底一起结。”

王震的“节省”作风并非头一回。早在1941年南泥湾，他带部队开荒种地，让三五九旅吃上自种小米；如今延续到天山南北，只不过把荒地换成工厂，把锄头换成机床。廖汉生深知这一点，却也清楚军区财务不能无限透支。乌鲁木齐汇报结束第四天，他亲笔致电西北军区后勤部，请求加拨专款：“以免影响部队给养。”许多人后来回忆，这封电报让西北军区首次为地方经济单列专项，可见两位老战友的分寸。

视察行程持续近二十天，从玛纳斯河谷到伊宁果园，从哈密骑兵营到焉耆农场，每到一处，他都与基层连队同食同住。夜里在哨所外抽旱烟，他半开玩笑地对警戒兵说：“别只盯雪峰，防线也在你心里。”后来那名警戒兵回忆，“这话当时没太懂，几年后才明白，守边先要守思想。”

1954年春，两人又在北京碰头。王震奉调铁道兵，廖汉生则接军委指示，赴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分别时，王震大叫：“老廖，下回可别再‘越级’喊我王胡子，我这干铁道也得讲点规矩！”廖汉生摆手：“那就看咱们下次在什么地方见面，规矩合不合适再说。”旁人听来玩笑，彼此心里却明白，战场换了形态，合作还会继续。

学成归来，廖汉生先后在南京军区、北京军区、军事科学院任要职，又在沈阳军区、全国人大肩挑重担。有人统计，他一生跨越地方、院校、军区多条战线，却始终没有脱开“政治工作”这一根主线。1955年授衔仪式上，他列入首批中将，手握命令书，只是握了几秒，便塞进怀里，转身向礼宾官低声说：“把文件先放办公室，下午还有会。”

时间推移，许多资料尘封，但那声“王胡子”始终被老兵挂在嘴边。它不仅是绰号，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革命年代将领之间的肝胆相照。如今翻阅当年的检查报告，仍能看到两个人的批注交错：一笔豪气、一笔谨慎，恰像他们在天山脚下的那次碰拳——一声轻响，却足以让后人想象当时的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