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仍控制着半壁江山，麾下尚有百万兵力，却在短时间内一败涂地，迅速走向覆灭。很多人疑惑，曾经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国军，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事实上，国军的溃败并非始于三大战役，其士气崩塌、根基动摇的伏笔，早在战前就已埋下，而三大战役不过是彻底撕开了其腐朽的面纱，宣告了其败局的必然。

一、优势尽失：从志得意满到节节败退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军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总兵力达430万人，陆海空三军齐全，装备精良，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仅有127万人，无海军、空军，陆军装备也与国军存在较大差距。这种悬殊的差距让蒋介石信心爆棚，公然宣称“三个月解决内战，六个月肃清全国共军”，妄图快速掌控全国局势。

然而，仅仅两年时间，国军便遭遇了毁灭性打击：死伤、被俘、失踪人数超过300万，损失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7万余挺、各类火炮1000多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军在这一期间，没有任何一个纵队、一个师被全歼，而国军的整编师（军）被围歼的案例屡见不鲜，被俘的中将军长、师长更是不计其数。

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成为国军颓势的重要转折点。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首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完整兵团，俘虏兵团司令区寿年及以下9万余人，彻底打破了国军“兵团级部队不可被全歼”的幻想。与此同时，为救援陷入重围的黄百韬兵团，蒋介石调胡琏、吴绍周兵团北上，这种被白崇禧称为“挖肉补疮”的指挥失误，给了中野可乘之机——中野迅速发起襄樊战役，解放襄阳、樊城等地，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及以下2万余人。

豫东、襄樊两战役后，国军的活动范围被大幅压缩，仅能固守徐州、武汉、郑州等少数大城市，中原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均被解放军控制，国军的战略主动权彻底丧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二、内部崩塌：军事检讨会沦为“甩锅大会”

蒋介石并非没有意识到危机。他深谙“量变引发质变”的道理，清楚地知道，曾经一个整编74师就能直插鲁中腹地，如今国军必须集中几个兵团协同行动，才能避免被围歼。若再不调整策略，国军士气必将彻底崩溃。于是，1948年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召集国民党所有实权派军事将领，试图压下不满、统一口径、激发斗志，挽回困局。

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会议，最终却沦为一场闹剧，反而加速了国军内部的分裂。会议第一天，蒋介石做自我检讨，承认统帅部指挥失当，气氛尚且和谐；但到了第二天，讨论各战役得失时，前线将领纷纷甩锅推诿，争吵不休，蒋介石只得草草散会；第三天，国防部长何应钦公布国军伤损报告，尽管此时国军总兵力仍有360万左右，但其中新兵占比一半，20%为装备落后、缺乏协同能力的地方杂牌，真正具备战斗力的中央军嫡系王牌仅100余万人。

报告尚未念完，台下已然一片哗然。有将领悲愤质问：“共产党在江西时兵力微弱，我们打了10年都未能解决，如今他们势力壮大，我们损失如此惨重，这仗还怎么打？”由于损失主要发生在陈诚担任参谋总长期间，将领们将怒火全部对准陈诚，甚至喊出“杀陈诚以谢国人”的口号；地方派系则借骂陈诚影射蒋介石，而陈诚的“土木系”将领也不甘示弱，反将矛头指向何应钦，现场一片混乱，主持会议的顾祝同只得再次草草收场。

第四天，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刚从新疆调回华中的宋希濂的发言，更是戳中了国军的痛点：“我沿途遇到许多团营级军官，他们问我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我无言以对。”他还提到，物价飞涨之下，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就连军官也难以维持生计。这番话引发了广泛共鸣，白崇禧、傅作义先后提出合理建议——停发贬值的法币、改用银元发饷，废除绥靖区、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严禁越级指挥，华北战场单独统筹等。

但这些切中要害的建议，却因触动了蒋介石的权力而被束之高阁。会议最终只确定了“黄河以北守势、黄河以南攻势”等无关痛痒的整改措施，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场会议不仅没有提振士气，反而让失败情绪在国军内部快速扩散——大家都看清了问题所在，却深知无法改变，军心彻底动摇。三、致命一击：济南战役击碎最后侥幸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全歼守军10.4万余人，俘虏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这场战役的胜利，展现了解放军大兵团攻坚、围歼、打援一体的硬实力，彻底击碎了国军此前尚存的一丝战场侥幸。曾经一直叫嚣着要与解放军正面决战的邱清泉、黄百韬等人，也开始刻意避免与华野硬碰硬，国军的战斗意志彻底垮掉。

济南战役后，国民政府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经济濒临崩溃。为了筹措军饷、提振士气，蒋介石推出了著名的金圆券改革，试图将国统区中产及以上群体的财富集中起来，用于前线作战。但由于国民政府没有充足的硬通货和外汇储备，改革最终彻底失败：市场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黑市猖獗，金圆券急速贬值，甚至不如此前的法币。而国民政府仅有的硬通货，早已被蒋介石秘密转移到了台湾——他此时已经预感到大陆局势失控，开始为自己留后路。

四、败局已定：蒋介石弃大陆，国军群龙无首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蒋介石亲自飞北平指挥锦州争夺战，但此时他的心思早已不在战场上。闲暇时，他向傅作义等人宣称，八年后美苏必有一战，美国必将胜利，届时国军也能东山再起。这番话看似打气，实则是承认国军无力击败解放军，只能寄希望于外部势力，反而进一步消磨了军心。

事实上，杜鲁门政府早已看清国军的败局，不愿再蹚中国内战这摊浑水，蒋介石的幻想终究落空。早在辽沈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就已密召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商议将央行金库的硬通货转移到台湾；辽沈战役刚结束，黄百韬兵团覆灭当天，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大陆，开始全力经营台湾。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撤退，华野随即展开追击拦截。而蒋介石一面给杜聿明下达空头指令，要求其解救黄维兵团，一面命令俞鸿钧将上海央行地下金库的200万两黄金、400万银元秘密运往台湾。此后，又陆续有150万两黄金、3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被运台，大批重工业设备也被转移，蒋介石还派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彻底做好了弃守大陆的准备。

即便后来李宗仁就任代总统，试图保住半壁江山，命令陈诚将黄金运回大陆，也只是一纸空文——蒋介石早已掏空国库，对大陆的局势和百姓的死活毫不在意。连最高统治者都已破罐破摔，残存的204万国军自然无心坚守长江防线，李宗仁也无力指挥前线部队，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恶化。

五、分崩离析：派系内斗与将领倒戈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心灰意冷，乘专机返回广西老家。此时，白崇禧手上还有四个兵团、40万兵力，看似尚有一战之力，但这只是纸面兵力，其中真正听命于他的桂系部队仅有20万人。尽管白崇禧在青树坪战役中通过设伏取得了局部胜利，但这无法改变整体的战争走向。

更致命的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内斗。1949年10月，蒋介石示意李宗仁“知难而退”，呼吁自己复位。李宗仁不甘心退位，电召白崇禧商议对策，却没想到白崇禧非但不帮忙，反而借机向蒋介石提条件，要求担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以此逼迫李宗仁下台。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蒋介石即便答应给他高位，他也无法指挥动胡宗南、宋希濂等非桂系将领，反而彻底暴露了桂系的私心。

白崇禧的失败，成为压垮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高级将领纷纷起义，拒绝与蒋介石“共患难”。曾经看似庞大的国民党，本就是一个拼盘式政党，蒋介石作为“粘合剂”，尚能勉强维系表面团结；而当蒋介石放弃大陆、内部派系互相倾轧时，这个政党便瞬间土崩瓦解，如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