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迷失安迪》剧照

2020年1月21日，诗诗登上从武汉开往北京的高铁时，她还和很多男跨女的跨性别者一样，单纯地因为面对春节是一种折磨，一心想逃离家人。正如一位跨性别“姐妹”说的，“过年就跟白蛇喝雄黄酒一样，我们都要显出‘原形’”。

“我自己在北京过年，你来不来？陪我。”跨性别者之间认识后，有共同话题，就可以成为跨越万水千山的“姐妹”。

1月22日，两人去菜市场买菜，煮了一顿热腾腾的羊肉火锅，边聊边吃，直到凌晨。1月23日，诗诗因此醒来的有些迟。那条“武汉封城”的微博让她愣了片刻。几分钟后，诗诗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老特（武汉方言，爸爸的意思），你注意点。”

但诗诗完全没想过要回武汉，“好不容易出来了。药，我都带在身上的。”

“一颗糖”

2月3日，湖北的天气愈发阴冷。这样的天气在九省通衢的深冬初春，算是寻常。但平常太热闹，谁也注意不到天气有多冷。一封城，就只剩下阴天，人就冷得受不了。算年纪的话，本该读大一的芳子今年才读高三，男跨女的她生活在荆门。这个小城在繁华程度上显然没办法和武汉比，但天气比武汉还要冷几分。

地域差距对芳子来说是一种无奈。城市小，意味着可以选择的药店少，取得激素药物的渠道就更有限，一旦雌性激素吃光，会很难获得。但同时这也是一种幸运，小城市管理没那么严苛，必要时可以溜去药店。

当然，芳子是没办法开口问出“有药吗？”“一个身高快180厘米的男生去买雌激素，谁都会觉得有问题吧！”

和艾滋感染者要定时服用的鸡尾酒疗法药物相似，跨性别者同样需要服用维持体内激素水平的药物。激素的中断，在身体上的影响或许不大。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每一个被迫停掉激素药物的跨性别者都会非常焦虑。这既来自心理的压力与不安，也来自于激素紊乱对身体的影响。

在芳子的眼中，服用激素是一道门槛，早晚都要来临，也早晚都要迈过去。第一次戴假发、穿女装，给她带来的快乐，就如同一根棒棒糖，每次想起，都要放在嘴里吮吸出甜味。

初中暑假，芳子和同学一起去广州玩。因为是同班同学，大家看到女装的芳子虽很惊讶，但接受起来并没有问题。甚至还有同学主动帮她打理头发。但芳子的开心很快因为同学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终止了。已经换回男装的她，一下车就被父亲抓住衬衫领子，拽倒在地上，不停地用脚踢着。

芳子不敢再穿女装、戴假发，“像是一直在做梦，在梦里和看不见的人争执”。以为自己快抑郁的芳子，从一位小镇上的“姐妹”手中接下那颗雌性激素药丸时，顾不上在心里掂量一下“两人才只见面几分钟”，就着麦当劳套餐里的可乐，“咕嘟”一声吞了下去。

被父亲当众踢打、被祖母逼着扔掉假发和裙子、被弟弟画坏课本、被父亲以“丢脸”为由关在家里不允许上学……那片小小的药，似乎解开了芳子心里所有的苦。这看不见的快乐，也让芳子在高二那年执意休了学，她去自助餐厅做了服务员。最多的时候，她一口气连做两班，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她把赚到的钱都用来买了雌性激素。

在国内，去医院里开性激素是件不容易的事。而药店里的雌性激素种类少，价格昂贵，不少药店在销售时都需要医院的处方，买的人自然也少，备货不足、时常没货是一种常态。于是，开始有人偷偷销售。

“服用雌性激素，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和年纪、体重都有关系。”诗诗说，“一般的跨性别“姐妹”，一次会购买三盒以上的雌性激素。不同人服用的规格也不同。有的人，一个月只需要三盒。有的人可能要六盒、十二盒。不同的药，大小也不一样，从一片1mg到一片8mg都有。不仅剂量不同，而且吸收的方式也不同。一般的进口药都是口服的，但是国产药有涂抹的，喷到手臂或者大腿的内侧，再用手涂抹开。现在能买到的，贴的（贴在皮肤上）、涂的、打的（注射）、含的（舌下含服），激素药物的吸收方式太多了。至于药效的区别，大概就是从口服VC从药片换成泡腾片。”

芳子攒了一年的钱，却不敢一次性买太多，“万一被家里发现了，又要被扔掉。”她只能一个月一个月地买。芳子把书包底用刀小心割开，形成一个夹层，把药片放在其中。芳子买的是进口的激素药物组合，每个月差不多要小一千块。这笔费用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是相当大的支出。

但无论父亲、祖母，并没有人问她，休学那年是为了什么。一次，父亲喝多了，打她撒气。他喷着酒气说，“你自己也知道丢人，不好意思去上学了！”芳子以前只要被父亲呵斥，就会哭出声。可自从听到这句话，她会流泪，但一定咬紧牙不出声。

到了2020年2月初，芳子发现自己手里的雌性激素只够维持到2月中旬，她躲在卫生间里，伴着哗哗的水声哭了一场。

“吞下二倍的剂量”

诗诗早就开始留长发。这是很多男跨女的跨性别者尝试在父母面前“做自己”的第一步。有的父母会因此翻脸，有的则相互保持着距离。虽然爸妈不解，但也没有过度地干涉。

但她也会考虑父母的感受，在家很少穿女装。除了长发，在父亲身边时，唯一让诗诗具有女人味的，就是女式短靴。一位跨性别者说，“冬天穿羽绒服，特别厚，也不妩媚。只有靴子才有女人味。”

2月初的北京朝阳区还没有管控，诗诗每天和“姐妹”一起生活，足以抵挡疫情的各种消息带来的压抑。“姐妹”租房的社区知道诗诗是武汉来的，但或许是因为两个跨性别“姐妹”在社区里显眼到让工作人员保持距离。诗诗和“姐妹”时常出门，竟然无人询问。

诗诗的胆子很大，逢人遇事也很有底气，她总会把药物带在身边，“一共就两三盒，也不多。”从第一次服用激素药物开始，诗诗就不怕别人看到。这天，又是买菜的日子。两人选衣服、简单化化妆、弄弄头发，就一起出门了。这让诗诗和“姐妹”有些隐隐的兴奋。她们喜欢热闹，喜欢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美丽。

但对于更多的“姐妹”来说，疫情下的生活忽然坎坷起来。2月中旬起，诗诗开始接到求助的信息，“你那里还有药吗？”“分一点药给我？”“我的药断了，你还有啥途径？”

如果问跨性别“姐妹”，什么是最为隐私的，一定不是性，而是激素药物。没人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在服用什么药物以及每天吃多少这些信息。

自从激素吃光后，芳子联系了几次卖给她进口药的“姐妹”，“我们从没有除了激素之外的联系。”对方说自己手里也没有了，但告诉芳子，可以去药店买利尿剂，“利尿剂多半具有抗雄性激素的效果”。

出门对芳子来说几乎不可能了，她决定等等，“也许我没那么需要，熬得过去。”可只有两天，芳子越看自己的生殖器越不顺眼，想把生殖器弄掉的念头愈发强烈。这种撕扯的感觉不亚于真实的接触。

芳子第一次试着出门，不巧被父亲看到，“你不是高三了吗？还出去玩？”父亲没有提新冠肺炎，在这个矮壮的男人眼里，不正常的儿子一心只想“玩”：穿女装是玩、不上学也是玩。

芳子被父亲薅着衣服拽进屋，“顺手”一顿打。芳子被打的时候，在客厅的祖母有些不耐烦，数落芳子，“你干嘛吭吭的，像猪叫！”

隔了几天，芳子才知道，父亲的公司就在那几天破产了，自己因此成了他的出气筒。身上淤青的疼痛，让高中生芳子开始想别的办法。

除了卖给她激素的跨性别“姐妹”，芳子只认识旁边小镇上的另一位“姐妹”，也是给她第一粒雌性激素的人。此时，这位“姐妹”成了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可这希望在短短的几分钟后便破灭了。一面之缘的“姐妹”就算在小镇上能买到利尿剂和抗雄剂，也没办法给芳子送过来。“她说快递发不出来，不知道真的假的。地铁肯定是没有的。汽车火车也没有。”想得到药，芳子只能靠自己。

芳子知道父亲有晚起的习惯。连着两天，她把闹钟定在早上五点，醒了后先听一会家里的声响，确认没人醒来后，她知道可以在这个时间溜出门，“大不了回来被打一顿。”

原计划第三天早上五点就溜出门，可那天睡过头了。真正的买药冒险是在第四天。走出小区时，工作人员还没有上岗。对很多人来说印象深刻的封闭，此时在芳子眼中，不过是外面罕见行人、什么房子都关着门。

从早上五点，芳子一直在外面慢慢走路。2月的天气很冷。到了七点多，路上开始出现零星的人。“不是所有的药房都开，找了好久。第一个药房里有两三个人，是志愿者在买药”。芳子没有进去，第二个药房，芳子进门前，对着药房的玻璃看了一眼。她戴着口罩和帽子，此时完全看不出来长相。

进了药店，芳子按照之前查好的药名，问了几样药。没想到的是，有的一盒要三四十块钱，有的一盒才几块钱。她不知道价格和效果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咬咬牙，买了贵的。

“买了两个月的，不敢太多，万一等下回家被打，我爸看到了，又是麻烦。”幸运的是，芳子回家后，父亲还没起来。她躲进自己的房间里，才感觉心一直揪着。这几个小时里，她甚至连呼吸都不自觉地屏着，直到此刻才放松下来。

芳子感觉自己“得救”了。她狠狠地吞下了二倍的剂量，“第一次，量大些。”虽然她买到的不过只是抗雄药，而不是激素。

疫情期间，芳子仍在继续她在精神病院的治疗，这件事让她记忆深刻

“忍着就忍着”

诗诗大概不会像芳子这样焦虑。平时她一直大咧咧地将药放在桌上的盒子里，偶尔想不起来吃，“断几次，也还好。”

男跨女的跨性别者，服用的药物除了激素类，还有抗雄类。普遍情况是，抗雄剂多为替代方案。普通的抗雄剂，其实多半是作为其他药物的“副”作用，比如利尿剂或者降压药。“一般药店都有，多跑几次厕所，注意一下摄入量就好。”诗诗说。

而向她求助的跨性别“姐妹”，只有关系特别密切的两三个人，才能得到诗诗发出的雌性激素，“我的药本来就这么点，能帮的人也很有限。”

诗诗分别给广州和湖北的跨性别“姐妹”顺丰快递了一板药，“这个都是进口药，省着点吃的话，可以吃半个月、二十天。”

对诗诗来说，手里的激素很少，没办法“救”那么多人。但对更多身陷疫区的跨性别“姐妹”来说，难的不是联系不到可以提供雌性激素的人，而是没办法拿到。

“最难的是那些在农村的跨性别“姐妹”。有一个跟我关系很熟的‘姐妹’，村子里封闭得很严，只有一只猫陪着她，她也没办法跟家里说实话。就干熬着。

“还有一个‘姐妹’，也是在村里，跟父母一起住。她都做了隆胸手术，就差没做变性手术。她的父母都知道她的情况。可她还是没办法从村里出去，去镇上拿快递。父母看着她，就跟看着犯人一样。

“农村的跨性别在这一次的疫情中是最难的。快递也不到，家里人也不理解。”

与疫情中的艾滋感染者一样，想得到药物，都需要求药者付出更多的主动性和牺牲。不同的是，就算求药者中断了激素类的药物服用，也不会危及生命。所以，很多跨性别者选择了在沉默中放弃，“忍着就忍着”。

“给自己做手术”

抗雄剂似乎没有起太大的作用。芳子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心烦意乱。常常连书都看不下去，在课堂上走神更是常事。夜里时不时的暴汗，让她无法休息。一开始，她并不知道这是由于体内激素紊乱导致的，还以为是抗雄剂。

直到3月2日，芳子说自己“撞邪了”。那天晚上，她和以往一样准备洗澡。打开水龙头，越看自己的生殖器越不舒服。芳子决定给自己“做手术”，以彻底解决掉“烦恼”，“那时就鬼迷心窍一样，觉得只要切掉，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芳子并没有任何准备。她在洗手间翻了一阵，找到了父亲的剃须刀。现在的刀片都是安全刀片，一推一拉，只会刮破褶皱的皮肤，出血的伤口星星点点，很痛，却不可能把睾丸割下来。

痛楚让芳子获得了短暂的清醒，她开始后悔自己的举动。但一时间也不知怎么办。作为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她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

短短几分钟内，同学便看到了血淋淋的图片，急忙打电话给她，问她出了什么事。芳子这才意识到，最好别把这些事情放在朋友圈里，如果让父亲知道，很可能会招致一顿毒打。她急忙又删掉了朋友圈。

芳子问同学，“流了很多血，该咋办啊？”同学也很懵，“现在到处都封闭了，不晓得医院还开不开？”“去医院是不是要缝针？”芳子有点怕，她不希望父亲知道。那时候已经是夜里快九点，两个孩子都不知所措。

芳子的目光落在洗手间的一卷手纸上。她吸了一口气，那天，芳子没有洗澡，她用很多纸捂住伤口，再穿上内裤。躺在床上的时候，用腿紧紧夹住，“开始疼，过了一会就习惯了。”第二天一早，芳子发现，血居然止住了。

这次之后，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芳子默默吃着抗雄剂。终于到了4月初，她重新从之前卖给她激素的跨性别者手中获得了昂贵的进口雌激素。切掉睾丸的念头再也没有过，而是变成了“考上大学，有个好工作，攒钱去泰国做手术”。

4月，诗诗从北京返回武汉，一周之后又回到北京，“我爸正谈恋爱，没我在旁边会比较自在。”她把自己的一些东西从武汉寄过来，包括这段时间里积压的、快递过来的雌性激素药物。

离开武汉前，诗诗见到了那个在农村里、只有猫陪在身边的断药“姐妹”，“她看起来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在北京，诗诗见到了另一位被困在村里的、做了隆胸手术的断药“姐妹”，也没事人儿一样。

“不用问，她们的激素后来肯定续上了。”诗诗的声音里透着些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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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