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以 “陈桥兵变” 代周建宋，用十余年时间扫平南方割据政权，终结了唐末五代以来近百年的藩镇混战、政权更迭的乱世，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帝王。但他的统一始终存在难以突破的困局，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公认的 “千古一帝” 相比，功业存在明显短板，难以跻身这一行列。
在评价其困局与局限前，需先明确他的历史贡献，这是其帝王功业的基础：
终结五代乱局，重建中原秩序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平均存续不足 10 年，武将篡权成常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赵匡胤通过 “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的统一战略，先后攻灭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南方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中原及南方核心区域，结束了长期分裂混战，让社会重回稳定，为经济文化复苏奠定基础。
革除藩镇痼疾，重构中央集权
针对唐末以来 “藩镇割据、武将专权” 的致命问题，他以 “杯酒释兵权” 温和解除禁军将领兵权，推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制度：设枢密院掌调兵权、三衙掌统兵权，分离军权；派文官任知州、设通判监督，削弱地方行政权；设转运使收缴地方财赋，杜绝藩镇财政自立。这套制度彻底终结了武将乱政的隐患，让中央集权重回稳固。
开启文治盛世，奠定宋朝基调
他重视文教，扩大科举取士规模，重用文人治国，扭转了五代 “重武轻文” 的风气，为宋朝 “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 的文治高峰埋下伏笔，也让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经济最繁荣的朝代之一。
赵匡胤的统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天下一统”，且其制度设计埋下了长期隐患，形成了难以突破的困局：
（一）疆域困局：大一统的 “残缺”，核心领土与边患未解决燕云十六州永久缺失，北方门户洞开
燕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山西北部）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辽）后，中原无险可守。赵匡胤曾计划用 “赎买” 的方式收回燕云，甚至设立 “封桩库” 积攒钱财，却始终未能实现；他晚年曾筹划北伐，却在 “烛影斧声” 中突然离世，北伐计划彻底搁置。此后两宋 300 余年，始终未能收复燕云，北方长期面临辽、金的军事威胁，这是赵匡胤统一最核心的遗憾。
周边政权并立，未实现 “天下归一”
赵匡胤的统一仅局限于中原和南方，北方有强大的辽朝占据燕云，西北党项族（后来建立西夏）已开始割据，西南大理政权独立，交趾（今越南北部）也脱离中原控制。这种 “多个政权并立” 的格局，与秦汉、隋唐的 “大一统” 疆域相去甚远，本质上只是 “局部统一”，而非真正的天下一统。
（二）军事困局：重文轻武的 “双刃剑”，国防积弱的开端赵匡胤为防武将篡权，设计的军事制度虽解决了内乱，却彻底削弱了国防实力，形成 “守内虚外” 的致命困局：
兵将分离，军队战斗力暴跌
他推行 “更戍法”，让禁军定期轮换驻地，将领不随军调动，导致 “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指挥混乱、训练松弛，对外作战时毫无凝聚力。
重内轻外，边防力量薄弱
北宋将全国精锐禁军集中于京城拱卫，地方仅留老弱 “厢军”，边防驻军数量少、战力差。面对辽朝骑兵，北宋军队几乎无还手之力，只能靠 “岁币” 换和平，这种对外妥协的基调，正是赵匡胤军事制度埋下的隐患。
武将地位低下，尚武精神消亡
他重用文人、压制武将，形成 “好男不当兵” 的社会风气，武将晋升空间被挤压，军事人才匮乏。这种风气贯穿两宋，让宋朝始终处于 “积弱” 状态，对外战争胜少败多，彻底失去了开拓疆土的能力。
（三）内政困局：中央集权的 “过度化”，冗官冗兵的源头赵匡胤为强化中央集权，过度拆分权力、增设机构，为北宋埋下 “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隐患：
机构重叠，官僚臃肿
为防止官员专权，他在中央和地方都增设副职、拆分职权（如宰相权力被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导致官员数量激增，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加重。
募兵制泛滥，军费无底洞
他推行 “募兵制”，将流民、饥民招募为兵，虽稳定了社会，却导致军队数量无节制扩张。到北宋中期，禁军数量从赵匡胤时期的 20 万增至百万，军费占财政支出的七八成，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成为北宋灭亡的重要诱因。
“千古一帝” 的核心标准，是开创全新历史格局、实现真正大一统、制度影响深远、文治武功鼎盛，赵匡胤在这些维度上与标杆帝王存在本质差距：
大一统的完整性不足
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中国核心疆域；汉武帝开拓西域、扩大版图；唐太宗征服突厥、被尊为 “天可汗”，实现了疆域与影响力的双重大一统。而赵匡胤的统一是 “残缺” 的，核心领土缺失、周边强敌环伺，未完成 “天下一家” 的历史使命，这是最根本的差距。
制度的开创性与格局不足
秦始皇开创中央集权帝制、统一文字度量衡，影响中国两千余年；汉武帝确立儒家正统、打通丝绸之路，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框架；唐太宗完善科举制、开创贞观之治，成为古代治世的典范。赵匡胤的制度核心是 “修补乱世漏洞”，以 “防内” 为目的，缺乏开拓性的制度创新，反而因过度集权导致国家积弱，格局远不及标杆帝王。
武功建树与历史影响力有限
千古一帝往往兼具 “文治” 与 “武功”，且武功能奠定长期和平的基础。赵匡胤的武功仅局限于平定南方割据，对外无决定性胜利，甚至未能解决核心边患；其历史影响更多是 “结束分裂” 的过渡性作用，而非 “开创时代” 的奠基性作用，远不如秦始皇、汉武帝对中华文明的塑造力。
个人功业的局限性
赵匡胤在位仅 16 年（960-976），统一大业未竟、北伐计划未实施，很多政治军事制度仅处于奠基阶段，未能完善。而秦始皇、唐太宗等均在位较长，有足够时间完成功业、巩固成果，这也让赵匡胤的帝王功业难以达到 “千古一帝” 的高度。
赵匡胤是一位优秀的“乱世终结者”与“秩序重建者”，更需看到的是，他所处的时代深陷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乱政的历史惯性，积弊已久、难以一蹴而就，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束乱世、革除痼疾，已然实属不易。他结束了五代乱局、重建中原秩序、开启文治盛世，功绩不可磨灭。
但历史惯性带来的局限难以彻底突破，其统一困局——疆域残缺、军事积弱、内政隐患，以及与千古一帝在大一统格局、制度开创性、武功影响力上的差距，注定他只能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帝王”，而非“开创时代的千古一帝”。他的功业与局限，也深刻塑造了两宋300年“富而不强”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