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陕北高原的天空飘着冷雨，一架载着叶挺、李秀文夫妇及幼子叶阿九、五女叶扬眉的飞机，在黑茶山轰然坠毁。

“四八空难”的噩耗传来，整个延安陷入悲痛——那位指挥过汀泗桥战役、领导过南昌起义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带着未竟的革命理想永远离去了。

倾刻之间，叶家幸存的6个子女，便成了散落在风雨中的幼苗：

长子叶正大在广州读高三，次子叶正明、三子叶华明在延安保育院，四子叶正光、六女叶剑眉、七子叶启光还依偎在亲属的身边。

他们不知道，父亲用生命践行的“为人民幸福而战”的誓言，将成为自己一生的精神坐标。

而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前辈伸出的手，以及党组织撑起的“保护伞”，会帮他们在泥泞中站稳脚跟，最终长成支撑国家的“栋梁”。

1946年春天的广州，19岁的叶正大正埋首于高三课本，心里还盼着父亲出狱后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半年前，父亲被蒋介石软禁5年，终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获释，还在出狱当天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诗句。

可4月10日，一封来自党组织的信打破了所有期待：“你父母及妹妹扬眉、弟弟阿九，不幸在飞机失事中遇难……”

叶正大攥着信纸的手止不住发抖，眼泪砸在课本上晕开了一圈墨迹。

叶正大

他是叶家的长子，母亲常说“长兄如父”，如今父母双亡，弟弟妹妹们还小，他必须撑起来。

就在他茫然无措时，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南方局传到广州：“让正大继续完成学业，费用由组织承担，毕业后送他去解放区。”

不久，南方局的同志悄悄送来生活费，还带来周恩来的口信：

“你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英雄，你们要继承他的志气，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这句话像一粒种子，落在叶正大心里，他把悲痛压在心底，白天啃书本，晚上躲在被子里看父亲留下的旧照片。

1946年6月，叶正大按照组织安排，辗转穿过国民党封锁线，抵达张家口解放区。

刚下火车，聂荣臻元帅就亲自来接他，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父亲是我的老战友，以后有困难就找我。”

后来到了延安，朱德老总常把他叫到家里，煮一碗小米粥，一边看着他吃，一边讲叶挺在南昌起义时的故事：

“你父亲当年带着部队打硬仗，子弹擦着耳朵飞过都不躲，这种勇气你要学。”

1948年，党中央决定选派21名烈士子女赴苏联留学，叶正大入选，目的地是莫斯科航空学院。

临行前，周恩来特意找他谈话：“你父亲当年就想建一支强大的空军，可惜没能实现，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在苏联的日子里，叶正大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实验室和图书馆。

航空理论难懂，他就抱着课本追着教授问，连周末都不休息。

有次教授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拼命？”

他指着胸前父亲的照片说：“我要帮父亲完成愿望。”

1955年，叶正大毕业回国，恰逢新中国航空工业起步，他一头扎进歼击机研发中，从图纸设计到零件调试，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

那时条件艰苦，实验室没有暖气，冬天冻得手都握不住笔，他就揣个热水袋继续干。

遇到技术瓶颈，他和同事们趴在桌上熬通宵，啃下一本本外文资料。

1958年，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歼击机“歼教-1”首飞成功。

叶正大站在跑道旁，看着飞机冲上蓝天，眼泪忍不住流下来，那句“为国家造飞机”的承诺，终于实现了。

此后几十年，叶正大始终奋战在航空领域，参与研发了多款歼击机、运输机，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88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四八空难”发生时，叶正明11岁，叶华明9岁，兄弟俩正在延安保育院读书。

那天早上，朱老总还派警卫员来告诉他们：“你爸妈今天就到延安，晚上来我家吃饭。”

可到了傍晚，等来的却是保育院院长红着眼眶的通知：“你们的爸妈……不在了。”

叶正明拉着弟弟的手，躲在保育院的大树后哭了很久。

他们记得，上次见到父亲还是1943年，父亲被软禁在恩施，周恩来伯伯偷偷安排他们去团聚，父亲抱着他们说：

“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如今，这个约定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叶正明

在延安的日子里，兄弟俩成了“革命家庭的孩子”。

周恩来夫妇常把他们接到红岩村，邓颖超阿姨给他们缝衣服，周恩来伯伯晚上会给他们讲革命故事，还教他们写毛笔字，写的第一句话就是“继承父志，报效国家”。

有次叶正明生病，高烧不退，周恩来亲自背着他去医院，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

后来叶正明回忆：“周伯伯不是父亲，却给了我们比父亲还多的关爱。”

1948年，叶正明和叶华明也跟着哥哥去了苏联，叶正明读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叶华明读莫斯科石油学院。

在苏联，兄弟俩养成了“不服输”的性子——叶正明学机械时，为了搞懂一个发动机原理，把模型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直到深夜。

叶华明学石油时，跟着教授去油田实习，在零下几十度的野外钻油井，手上冻得全是裂口也不喊疼。

他们时刻提醒自己，自己不仅是叶挺的儿子，更是“革命的后代”，不能给父亲丢脸。

叶华明

回国后，叶正明投身导弹研发事业。

那时我国导弹技术几乎是空白，他和同事们从零开始，靠着从国外带回的资料和自己的摸索，一点点攻克难关。

有次研发遇到关键问题，他连续半个月住在实验室，饿了就啃干粮，困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儿。

妻子心疼他，劝他回家休息，他却说：“父亲当年打硬仗时，几天几夜不睡觉都能扛，我这点苦算什么！”

1960年，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叶正明站在发射场上，看着导弹划破天际，想起父亲当年说“武器强，国家才强”，眼眶瞬间湿润了。

而叶华明的人生轨迹，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转折。

1983年，他主动申请从部队转业，去深圳创办企业。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你是将军的儿子，又是部队干部，何必去闯市场？”

叶华明却笑着说：“父亲当年敢组建新四军，就是敢闯敢试，我也要像他一样，在新的战场上干出样子来。”

刚到深圳时，条件艰苦，他租了个小办公室，每天骑着自行车跑业务，有时为了谈一个项目，要跑十几趟。

有次遇到外商质疑他的能力，他拿出父亲的照片说：“我父亲是叶挺，他教会我‘诚信’二字，我做的生意，绝不会让你吃亏。”

靠着这份真诚和韧劲，他的企业慢慢做大，还带动了一批下岗工人就业。

后来有人问他：“从军人到企业家，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他说：“不管在哪个岗位，都是为国家做事，这和父亲当年打仗的初心是一样的。”

在叶挺的子女中，六女叶剑眉的童年格外坎坷。

1946年空难时，她才9岁，之前一直跟着母亲在桂林生活，还没怎么见过父亲。

母亲牺牲后，她跟着姨妈回到广东乡下，白天帮姨妈喂猪、做饭，晚上在煤油灯下读书。

有次她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接送上学，忍不住哭了，姨妈摸着她的头说：

“你爸妈是英雄，他们在天上看着你呢，你要好好读书，让他们骄傲。”

1950年，党组织找到了叶剑眉，把她接到了北京读书。

刚到北京时，她很自卑，说话带着广东口音，成绩也跟不上。

周恩来夫妇知道后，常把她接到家里，邓颖超阿姨给她补语文，周恩来伯伯鼓励她：

“你父亲是个勇敢的人，你也要勇敢，别怕困难。”

慢慢地，叶剑眉变得开朗起来，成绩也越来越好，后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了一名教师。

毕业后，叶剑眉被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当编辑。

她深知媒体人的责任，每次写稿都反复核对事实，生怕出一点差错。

有次采访一位老红军，老红军说起叶挺将军，眼里满是敬佩：

“叶将军是个好领导，打仗总是冲在前面，关心士兵像关心家人一样。”

叶剑眉听着，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她终于更懂父亲了。

后来，她采写了很多关于革命历史的报道，用文字传递红色故事，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执着，她说：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像我父亲一样的英雄，他们为国家付出了什么。”

四子叶正光的人生，则与“国防科技”紧密相连。

空难时他才6岁，跟着外婆在香港生活，直到1952年才回到内地。

在北京，他被送到八一学校读书，校长是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老师们都很照顾他，但他从不说自己是叶挺的儿子，只想靠自己的努力。

后来，他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导弹专业。

在哈军工，叶正光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参与导弹研发。

那时工作保密，他很少回家，妻子有时抱怨他“不顾家”，他却说：“我父亲当年为了革命，几年不回家，我这点付出算什么！”

在国防科工委的几十年里，叶正光参与了多款导弹的研发，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退休后，他还成立了红色文化基金会，致力于传承革命精神，他说：“父亲的精神不能丢，我们要把它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