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洛阳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内，中学生陈阳对着一件绿松石龙形器驻足良久。

这件长70厘米的文物，由两千多片细小绿松石拼接而成，龙鳞清晰，龙角昂扬。讲解员说它可能是夏朝的“王权象征”，陈阳却皱起眉：“可历史老师说，夏朝还没被完全证实。”

这个疑问，早在一百年前就搅动过中国史学界。而解开谜题的钥匙，曾被胡适轻轻放在世人面前。

一、北大课堂上的惊雷：胡适为何敢“腰斩”古史？

1921年的北大课堂，胡适的身影立在讲台中央。他手里攥着一本《尚书》，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夏书》通篇都是后世附会！”话音刚落，课堂瞬间炸开。有学生拍案：“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写得明明白白，您这是质疑太史公吗？”

胡适没有动怒，只是翻开笔记本，露出一行小字：“史学的生命在证据，而非权威。”

此时的胡适，已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891年出生的他，20岁赴美留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留美七年，他养成了“凡事求实证”的思维习惯。

1919年，他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开篇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将夏商周三代古史拦腰截断。这本书半年再版七次，却也引来了一片骂声。

“不是我否认夏朝，是我没胆子认。”面对友人质疑，胡适总是这样回应。彼时的史学界，正处在“信古”与“疑古”的激烈碰撞中。

清末民初，西方实证史学传入中国。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理论，认为古史传说会随时间不断丰富，夏朝的故事可能是后人层层叠加的结果。

胡适的底气，来自商朝的“复活”经历。他常对学生说：“十几年前，商朝也被骂作神话，甲骨文一出土，谁还敢质疑？”

二、甲骨文的启示：商朝如何从“传说”变“信史”？

1899年的秋天，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场疟疾。医生开的药方里，有一味叫“龙骨”的药材。

王懿荣是金石学大家，对古物格外敏感。他拿起龙骨端详，突然发现上面刻着细小的纹路，既不像金文，也不是小篆。

“这是古文字！”他立刻派人遍寻京城药铺，以二两银子一斤的高价收购龙骨。短短一年，就收了1500多片。

可惜天不遂人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王懿荣投井殉国。他收藏的甲骨，后来落到了好友刘鹗手中。

1903年，刘鹗出版《铁云藏龟》，首次将甲骨文公之于世。可这些“天书”没人能懂，连国学大师罗振玉都直言“无从下手”。

转机出现在1917年。王国维在上海寓所里，对着甲骨拓片研究了三个月。他将甲骨上的商王名号，与《史记·殷本纪》逐一比对。

当“太乙”“太甲”“武丁”等名字一一对应时，王国维激动得拍案而起。他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断言：“商朝历史，信而有证！”

1928年，殷墟遗址在河南安阳被发现。出土的甲骨文中，不仅有商王祭祖的记录，还有战争、农事的细节，与文献完全吻合。

这件事给了胡适极大启发。1922年，他在《努力周报》上写下：“要证夏朝，便学商朝——地下实物与纸上文献，两相印证。”

这便是胡适的验证办法，简单到只有一句话，却成了考古学家的百年行动纲领。

三、徐旭生的千里寻“夏”：71岁老者的考古执念

1931年，北平的一家茶馆里，徐旭生坐在胡适对面。这位38岁的学者，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主攻考古学。

“先生的办法，我懂了。可夏朝在哪？”徐旭生的问题，也是整个学界的困惑。夏朝比商朝早千年，连大致范围都模糊不清。

胡适指着地图上的豫西、晋南地区：“《史记》说‘伊洛竭而夏亡’，线索就在这里。”

徐旭生记住了这句话。他原本是河南大学的教授，为了寻夏，毅然放下教鞭，加入了考古队。

1936年，徐旭生带队走进豫西。他们沿着伊河、洛河徒步，白天翻山越岭找遗址，晚上在破庙里对照古籍。三个月下来，鞋子磨破三双，只找到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别急，考古是给后人铺路。”抗战爆发后，胡适在重庆见到落魄的徐旭生，拍着他的肩膀安慰。此时的考古工作，已被迫中断。

这一等，就是二十年。1959年，71岁的徐旭生头发已全白。他再次带队来到豫西，这一次，命运终于露出了笑脸。

偃师二里头村的农民，在挖红薯窖时挖到了一块带花纹的陶片。消息传到考古队，徐旭生立刻赶过去。

他蹲在田埂上，捧着陶片看了足足半小时。陶片上的绳纹古朴，胎质厚重，与商朝陶器截然不同。“就是这里了！”老人的声音带着颤抖。

四、二里头的“夏都密码”：实物能否说服质疑者？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像打开了一座千年宝库。300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相当于420个足球场。

考古队员在中心区域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夯土台基高达1米，柱洞排列整齐，能清晰看出“前朝后寝”的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宫殿遗址。

更令人震惊的是青铜作坊。出土的青铜爵造型原始，腹部单薄，却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夏鼐断言：“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

碳十四测年结果出来后，整个学界都沸腾了。遗址距今3800到3500年，正好对应文献中的夏朝晚期。

可争议并未停止。1977年，考古学家邹衡提出“二里头就是夏都”，立刻遭到反驳。“没有文字，一切都是推测！”质疑者的声音很响亮。

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只有一些简单的刻画符号。有的像“日”，有的像“月”，却不是成熟的文字，无法与文献中的“夏”直接对应。

这成了最棘手的难题。胡适的验证办法，还差最后一环——文字证据。

转机出现在2002年。考古队员在宫殿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那件绿松石龙形器。龙形器旁边，还有一件青铜铃和一件玉钺。

“这是王权的组合。”考古领队许宏解释，玉钺象征军事权力，青铜铃用于祭祀，龙形器则是图腾。这种礼制组合，与《礼记》中记载的夏礼高度吻合。

2019年，二里头又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镶嵌铜牌饰。这种器物在后来的商朝遗址中也有出土，却比二里头的晚了几百年。

“这说明二里头文化传承到了商朝，符合夏商更替的记载。”许宏的话，让支持派多了几分底气。

五、超越“存在与否”：胡适办法的真正价值

2023年，“考古中国”项目发布二里头最新成果。报告称：“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为夏史研究提供了关键实物。”

但争议仍在继续。有学者坚持：“没找到‘夏’字，就不能100%确定。”支持者则反驳：“商朝早期也没多少文字，不能双重标准。”

如今，考古学家在晋南发现了陶寺遗址。这座距今4300到3900年的遗址，有大型城址、观象台，还有刻着“文”“尧”字样的陶片，可能是夏朝早期都城。

登封王城岗遗址也有新发现。这里出土的城墙残垣，经碳十四测年，与大禹治水的年代基本吻合，印证了《史记》中“禹都阳城”的记载。

“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将夏朝年代定在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虽然仍有争议，但证据链已越来越完整。

顾颉刚晚年回忆：“胡适先生的‘找证据’，把我们从书斋拉到了田野。”在胡适之前，史学研究全靠文献；在他之后，考古成了古史研究的核心手段。

这种转变，才是胡适办法的真正价值。他不是要否定历史，而是要建立一种“不盲从、不臆断”的实证精神。

六、博物馆里的答案：最好的历史是“未完待续”

2024年，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开馆。展厅里，绿松石龙形器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旁边的屏幕上，播放着考古发掘的全过程。

陈阳再次来到这里，这一次，他带着历史课本。课本里写道：“二里头遗址为探索夏朝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已初步显现。”

讲解员笑着说：“我们现在找不到‘夏’字，但这些文物本身，就是会说话的历史。”

在博物馆的留言本上，有一行稚嫩的字迹：“原来历史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不断寻找答案的过程。”

胡适没能亲眼看到二里头的发掘。1962年，他在台北病逝，临终前还在翻阅甲骨文拓片。他曾说：“我的办法，要靠几代人来实践。”

如今，考古队仍在二里头工作。新的探方不断开挖，更多的文物正在重见天日。或许某天，刻着“夏”字的甲骨会突然出现，给这个百年争议画上句号。

但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当我们站在二里头的宫殿基址上，触摸着三千多年前的夯土，就能感受到一个早期王朝的气息。

这种气息，藏在绿松石龙的鳞片里，藏在青铜爵的纹路里，也藏在胡适那本写着“求实证”的笔记本里。

结语：实证精神照亮文明长河

从胡适在北大课堂上的呐喊，到徐旭生踏遍豫西的足迹；从甲骨文的破译，到二里头的发掘，百年间，中国人用实证精神，一点点唤醒沉睡的历史。

夏朝是否存在，或许还有待更多证据。但比答案更重要的，是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所坚守的严谨与求真。

那些埋在地下的文物，那些写在纸上的文献，那些学者们的执着与坚守，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正如二里头遗址的考古领队许宏所说：“我们不必急着给夏朝下结论，因为最好的历史，永远是未完待续。”而这条探索之路，还将继续延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