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这次叛乱不外乎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的又一次大屠杀，而了解其意义的人屈指可数。事情过去了，但好像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头一样，其涟漪却已波及太平洋彼岸……”这段话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翰・托兰在其著作《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对日本“二・二六兵变”作出的评价！

这场著名的兵变事件爆发后，日本著名女作家野上弥生子曾在当时的报纸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只想做一个祈求。今年将是丰收之年吗？是凶作之年吗？不，哪一个都无妨。有洪水也好，有大地震也好，有暴风雨也好……即便霍乱和鼠疫一起流行，也无妨。无论如何只希望不要有战争。”

但遗憾的是，野上弥生子的愿望并不能实现，尤其对于当时被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充斥着的日本更是如此。因为此次兵变，她深爱的国家将彻底步入战争的深渊！

“二・二六兵变”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此次兵变？此次兵变又给当时的日本和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北一辉是日本有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早年曾参加过中国的辛亥革命，与很多国民党的元老都有很深的交情。比如民国二年（1913年）宋教仁遇刺身亡后，他就曾打算参与追查宋教仁遇刺案真相，并有意潜返中国。

除此之外，北一辉还与谭人凤、张群等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都有很好的交情。比如在二・二六兵变后，北一辉被处决，张群就曾为其墓碑题字。二战后，北一辉的遗孀甚至还要求张群协助，将其丈夫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北辉次郎

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6日爆发的“二・二六兵变”中，北一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兵变，但如果没有他，那么这场兵变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出现在这一时期。

正因如此，北一辉还被称为是二・二六兵变“教主”！那么，北一辉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事实上，这跟北一辉一贯主张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思想”是分不开的！

五・四运动后，北一辉在上海炮制出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其中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这所谓的改造法案，其本质就是一部鼓吹军国主义的著作而已。

北一辉认为：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只能走对外扩张的道路（也就是殖民侵略），而中国就是日本振兴的“天然基地”。

民国八年（1919年）8月1日，一个信奉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同时也是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正式挂牌成立。

北辉次郎

而在此期间，一个名叫西田税的青年军官也随之进入到了北一辉的视线。此人不仅是北一辉的忠实拥趸，同时也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很多毕业生往来频繁。于是很快，北一辉便利用其与陆军的青年军官们建立起了联系。

北一辉的这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日本学生和青年军官中影响颇深，他们开展的很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北一辉的影响。

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一辉写了《维新革命论》一文，补充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到的“维新政变”到底该由谁来完成的问题，并将注意力放在了青年军官身上。

在文章里，北一辉从明治维新的历史中总结出了“维新革命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天下大势之颇频暗杀决定的”，并认为“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

正因如此，民间的法西斯运动和青年军官就被这样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开始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变得越来越活跃，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年间，仅是东京一地就有超过170个新的法西斯团体出现，其成员高达3万余人。

此外，一些青年军官们也开始在军队中秘密结社，一些激进分子，甚至已经将矛头指向财阀和内阁大臣，对其展开暗杀活动。比如在民国九年（1921年）9月28日，受到北一辉思想影响的朝日平吾就刺杀了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财阀首脑善次郎！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日本明治维新废除了之前的幕藩体制，天皇依靠支持明治维新的文武官员，建立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集权制国家，形成了天皇、文官内阁、军部三方平衡的政权结构。然而，随着军国主义思潮的爆发和兴起，在上世纪30年代初，这种所谓的“三足平衡”关系就不复存在了。

北一辉的言辞思想之所以能煽动人心，并非是其本身具有多么地高明和神化，而是残酷的现实土壤长期培育的结果！如果没有残酷的现实，那么北一辉的言辞思想无论如何也鼓动不了人心，更不可能出现后续的事情了！

那么，当时日本的现实是怎么样的呢？这所谓的“残酷现实”，到底残酷在哪里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当时日本国内的现状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日本农村，农民除了日常的耕种劳作之外，在农闲时还需进城做工。然而即便如此，辛苦一年下来，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还是难以得到保障。尤其是位于长野县信浓川一带的山区农民，其生活条件更加地艰苦，为了寻求基本的温饱，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跟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前往中国东北地区垦地谋生。

那么城市里的人，生活条件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城里的青年男女进厂做工，尽管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劳作，但每个月仅有的那点微薄工资，依旧不能养家糊口，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向外拓展，日本国内广大的劳动者，生活更加贫困。而相比之下的那些所谓的上层人物却整日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此外，各大财阀还以产业链形成的经济优势残酷剥削劳动群众，并且还在极大影响着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当时的日本可谓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两级分化十分严重，其社会俨然已经进入到了病态之中！

不过，在一战期间，日本的经济却发展得极为快速！

在一战期间，日本利用欧美处于战争状态的机会，取得了大量的军资订单，为它们带来了很多财富。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战的结束，军资订单也就戛然而止，日本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到了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的经济问题越发严重，国内失业人口一度超过了三百万人。

城乡经济凋敝，加上自然灾害的袭扰，使得几百上千万的农民家庭逐渐进入到赤贫状态，很多人家因为没有粮食吃，不得不以树皮、草根充饥。

社会病态了，寻求改变的呼声便就此应运而生，其中以军队激进分子的诉求最为突出，其酝酿的时间也最长。

要知道，在参加二・二六兵变的那些年轻士兵中，就有很多人有过此等经历。这些年轻的士兵，他们曾亲眼目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人民，以及那些身处灯红酒绿之中的财阀、官僚。面对这些人的奢靡与腐败，他们群情激愤，想通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兵变，来改变日本的现状，并以此来获得他们应有的“特权”和待遇。于是，他们便开始了紧张的谋划！

这些年轻的官兵，大部分都是“皇道派”成员！

在当时，日本军部主要分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阵营。其中前者主张“清君侧”，即消灭天皇身边的奸佞小人，拥护天皇亲政，从而改造日本。在该派别内，除了荒木贞夫（皇道派领袖）、真崎甚三郎等少数高级将领外，其余大部分成员都是年轻的野战部队士兵。这些人行事大胆，且目无法纪，非常热衷于暗杀和政变。在之前的很多暗杀事件中，大部分都是其派别人员所为。而后者，即“统制派”，则主要由一些年纪较大，且更为保守的高级军官组成，其中包括东条英机、林铣十郎等高级将领。

当然了，统制派与其说是一个派系，还不如说是当时日本一个军部体制里面的机能核心。因为统制派中的人员大部分都是知性派的近代化军人。相反，皇道派中的人员则更注重精神主义，讲究情义。

从统制派的角度来看，皇道派就是典型的与时代相背逆、腐朽的派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发生了“士官学校事件”，统制派的人控告青年军官企图发动兵变，并将矛头指向以真崎甚三郎等为首的皇道派。

现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已经达到了高潮。而随着统制派的主张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他们在与皇道派的对立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统制派借着人事调整之机，将皇道派成员进行了分割调整，其中有4700多人转任，有260多人被编入预备役，几乎将皇道派势力连根拔起，基本将其清除出了日本陆军。此外，统制派还免去了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的职务，转任军事参议官，但此时的真崎却受到了宪兵和特高刑警的监视。

此时的真崎完全消失了往日嚣张、不可一世的气焰，开始尽量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但是，受到他教育和庇护的那些青年军官们却还在蠢蠢欲动，他们多次发表文章攻击统制派，最终导致其受到了免职处分。

这件事情严重刺激到了深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相泽三郎在接到调往中国台湾的调令后非常生气，他决心要做一件大事——刺杀时任军务局长的永田铁山。

8月的一天，相泽三郎腰配军刀，只身闯入了永田的办公室。当时永田正在办公，看到杀气重重的相泽向他走过来时，他急忙躲避，正当他冲到门口，准备拉开门逃离的时候，相泽从背后一刀刺去，永田当场毙命。

柳川平助

永田事件后，当年12月，统制派的高级将领趁着陆军人事调整之际，将铁杆皇道派成员第一师团长柳川平助调往中国台湾，担任驻屯司令官，又在第二年3月，将第一师团调往满洲。

第一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统制派这样的做法立即激怒了皇道派的年轻官兵们，他们认为，如果此时再不采取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被派往中国战场了。于是，他们决定将兵变的时间定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6日凌晨时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相泽三郎进行军事审判的时候，辩护团和革新派曾多次邀请真崎甚三郎出庭作证，但每次都遭到了真崎都拒绝。并表示，除非是天皇亲自下诏要求出庭才去。不过，他的坚持最终还是半途而废，他最后还是出庭作证！然而就在他出庭的翌日凌晨，著名的“二・二六事件”爆发了！

此次兵变的目标十分明确：那就是建立法西斯政权，解散政党、财阀，全国实行军管。此外，还需撤换和惩治军内统制派的人物，任命皇道派的首领担任国家要职；至于对外政策，则实行积极扩张，最终实现所谓的“昭和维新”。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城显得格外的寒冷，鹅毛大雪已经下了整整的一天一夜，直到兵变开始之时，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据说，这是日本50年不遇的大雪。

此时的东京城静谧地躺在皑皑白雪中，人们正在暖和的床铺里熟睡，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后，东京城将上演一出惊心动魄、血腥的惨案！

当天凌晨5时许，驻守在东京的第一师团的皇道派少壮军官香田清贞、安藤辉三等9名核心军官，集结了1400多名年轻士兵。他们手持武器，在香田等人的带领下，踏着厚厚的积雪，准备实施预先制定好的刺杀任务。

事实上，在此次行动开始的30分钟前，真崎甚三郎就已经接到了相关的报告。但他闻讯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采取消极态度，任由其事变的发生。

如果真崎在一收到消息就立即前往阻止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制止这场武装暴动。但事实证明，真崎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当时的他还是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如果此次兵变成功，说不定属于他的时代将会再次来临。

不过此时的真崎已经缺乏领导兵变的勇气，只是采取被动的方式来对待，简单来说就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因如此，在后来事变被平息后，他就被称为是“最狡猾的人”。而他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审问，在往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就连续受到了6次审查。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真崎就以“企图利用叛乱军”的罪名，被陆军刑务所拘留。

真崎甚三郎

日本陆军大将入狱，这可是日本历史上的头一例，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耻辱了。真崎甚三郎的结局，真就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偷鸡不成蚀把米！当然，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在兵变开始后，官兵们迅速占领了东京都的警视厅、陆军省、首相官邸，以及天皇侍卫长铃木贯太郎、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等几位元老的私人府邸。而他们首要刺杀的目标，就是日本首相——冈田启介！

当时，栗原安秀中尉带领四个小队约300人赶到首相官邸后，枪声惊醒了熟睡中的冈田启介，但他并没有立即逃走，而是准备“坐以待毙”。然而，他的妹夫兼秘书的松尾传藏在听到枪声后不久，立即就将冈田从床上拽了下来，与警卫一起将他藏在了洗澡间中。而松尾传藏则打扮成冈田的样子，冲出房门高喊了一声，于是他就被军官们当成是冈田给射杀了。当军官们前来比对尸体时也没有发现有何异常，因此便将其当成了首相冈田。就这样，冈田启介侥幸躲过了一劫。

与此同时，叛军的另外一队人马又迅速包围了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的府邸。

时年81岁的高桥是清是日本第二十届内阁总理大臣，第七届日本银行总裁。在冈田启介就任大藏大臣期间，他因反对为扩军而增加财政支出，而遭到日本陆军嫉恨。所以，在此次“二・二六事变”中，高桥是清自然成为了叛军们重要刺杀的目标之一。

在一个名叫中桥基明的军官率领下，一队的叛军士兵们直接冲进了高桥是清的卧室，砰砰砰就是三枪，接着又用刺刀猛刺，高桥是清当场毙命。同夜，叛军又刺杀了内大臣、海军大将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

渡边锭太郎

在整场兵变中，唯一作为统制派军人被刺杀的，是取代皇道派真崎甚三郎位置的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为什么要刺杀他呢？很简单，因为渡边是免去皇道派重要领袖真崎甚三郎大将的祸首，所以，他们必须将其除掉。

至于那个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其结局相对来说就要好很多了！当叛军冲进他的卧室时，铃木贯太郎试图与他们进行交涉，结果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遭到了枪击。不过幸运的是，叛军射出的三颗子弹并未命中要害，只是负了重伤。而这个时候，铃木贯太郎的妻子冲了出来，对着叛军哭喊道：“你们对老人就敢这么开枪吗？”

此时已经68岁的铃木贯太郎躺在血泊之中，苟延残喘，叛军士兵们见状，动了“善心”，突然一个敬礼，说了句对不起后，就走了。铃木贯太郎这才得以幸免于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铃木贯太郎还是一个典型的“和平派”军人。他大难不死后，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组阁，压制陆军强硬派，并敦促天皇下定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结束战争。正因如此，他还曾受到了外界的一致好评！

除了刺杀财阀、官僚之外，此刻东京城内也变得鸡犬不宁。叛军们勒令影剧院关闭，广播电视台停止播放一切文娱节目，定时播放他们所发布的公告。

一夜之间，整个东京城就被皇道派叛军官兵所控制着，一时间政变似乎真的就要成功了！但事实证明，这场惨烈而血腥的“闹剧”，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按理说皇道派发动兵变，是打着“尊皇讨奸、昭和维新”的旗号，应该会得到天皇的认可和支持才对，但最终却是天皇本人下令镇压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兵变发生后不久，裕仁就被人从睡梦中惊醒，得知了此事。不知道是因为美梦被惊醒的缘故，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裕仁非常地愤怒，而且态度十分坚决！他说道：“把朕最信赖的老臣全部打倒，这是对朕不满的表示！”

于是，裕仁主张坚决镇压，甚至还对想要向叛军求情的陆军大臣说：如果军队不镇压，那么朕将御驾亲征剿灭叛军。原本以国之名的壮举，没想到竟然会被定性成“叛乱”，而且定性者居然是他们所尊崇的天皇！

要知道，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中，那些参与政变的官兵，可是没有受到重罚啊，怎么现在就不一样了呢？

裕仁‍

事实上，裕仁之所以下令严厉镇压，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这些叛军所打出的所谓“清君侧”旗号，其实就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因为他们的行动如果得到他弟弟秩父亲王雍仁的支持，最终迫使他退位的话，那么一切都晚了。所以，恼羞成怒的裕仁当然要下令严厉镇压！

为此，天皇曾勒令时任陆军大臣的川岛义之和侍从武官本庄繁，前往镇压叛军。但由于此时的陆军高级将领参议会已经被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所控制，他们一个个阳奉阴违，有意拖延不去。裕仁虽然十分气愤，但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下令调动海军前来平叛。结果，海军在得知三位海军退役大将，即冈田、斋藤、铃木遇刺后，他们随即便将“长门”号军舰一路开进了东京湾，并将炮口对准叛军，誓要为遇刺的三位海军大将报仇。

到了28日，虽然陆军万般不情愿，但裕仁谕旨平叛的戒严令还是颁发了。严令中明确说道：如果叛军不服从命令，那么就要以武力的方式恢复治安，并命令各部队在次日上午做好攻击准备。

东京城中的叛军顿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现在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战斗，要么束手就擒！但无论是哪一种选择，他们面临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时候，被皇道派所拥护的真崎甚三郎大将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他担心叛军兵败后自己也将受到牵连，于是赶紧对叛军进行劝降。这时候，叛军见天皇已经定性，加上他们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只能选择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叛军中的栗原中尉当时还提出了一个要求：为了证明他们发动此次兵变的目的是为了天皇而战，他请求天皇派出钦差，在钦差的监视下，他们愿意以自裁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此举不过是为了搏名而已，不至于在历史上留下“叛军”的臭名声！但天皇根本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拒绝道：“如欲自杀任其自便，为这种人派钦差，真是荒谬至极。”

之后的事也就不必多说了，该自杀的自杀，该归队的归队，震惊一时的“二・二六兵变”自此告一段落！不过，在之后进行的一系列非公开的审判中，还是有19名叛军领导人被处决，另外还有40人被判处监禁。

东条英机

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被改变！皇道派在政治上彻底失势，获利最大的，则是属于统制派的东条英机！

日本的“二・二六兵变”，最终让军人夺得了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西斯势力在推动战争上也就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从而大大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步伐。从一个闭关锁国的海岛小国，到亚洲首个资产阶级维新成功的国家，再到第一个“脱亚入欧”的文明国家，日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从所谓的“东亚曙光”跌落到了万劫不复的黑暗地狱之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自然是多重的，但如果没有“二・二六兵变”的推波助澜，那么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正如抱有左派观点的井上成美海军大将在日本投降前所说的那样：“陆军动辄把自己大肆吹嘘成什么‘皇国的中流砥柱’，事实上，正是陆军……最终把日本拖入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