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19日晚，卡拉奇机场跑道边灯光昏黄，一辆写着“Medical Service”的救护车突然疾驰而过。担架上躺着的不是病人，而是73岁的李宗仁，他正用报纸遮住面孔，旁边胡友松紧紧拽着他的手。几分钟后，车辆冲入停机坪，直接开到一架中国民航包机腹下。巴基斯坦地勤还没反应过来，登机梯已收起，轰鸣声里，飞机穿入夜幕。那个瞬间，李宗仁知道，自己距离故土只剩最后一道云层。

要理解这趟惊心动魄的旅程，时间得倒回到1949年1月。那年国民党搞“大选”，蒋介石以为稳拿“总统”职位，结果却被逼下台，李宗仁阴差阳错成了“代总统”。权柄虽握在手，却是烫手山芋：军队不听使唤，财政空空如也，前线节节失利。李宗仁想谈判，想“划江而治”，但蒋、桂两派互掣肘，他既答应不了我党条件，也指挥不动战场形势。年底，蒋介石飞抵台北，李宗仁看清局势，转往美国。

本以为美国能给他一张安全网，谁料冷战渐紧，台北情报系统如影随形。李宗仁衣食无忧，却夜夜听窗外风声。1950年抗美援朝开打，他在纽约报摊前盯着《纽约时报》上的头条，一个劲儿地念叨：“咱们志愿军真争气！”那段日子，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落脚点不在大洋彼岸，而在黄河以北。

1955年初夏，老部下程思远手提牛皮箱抵京，受命试探中央态度。周总理听完汇报，当即拍板：“欢迎他回来，安全第一，自由进出不做约束。”这一句话让程思远心里踏实。他返美时，带去一封手写信，还有一句口信：“愿来就来，不愿来也不强求。”李宗仁看完信，把茶几拍得直响：“不瞒你说，只要能回去，我什么都愿意放下！”

然而，台北密令同样传至纽约：一旦李宗仁踏入第三国领空，特务可“临机处置”。1963年至1965年，两年时间里，程思远与我国驻外机构设计了八套方案，最终敲定“病患转运”这条线路。ドラ声密集，换护照、改航班、走货运通道，一步不能错。救护车藏身的桥段，就是那次行动的关键环节。

7月20日清晨，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舱门一开，周恩来径直走上前，扶住李宗仁的胳膊：“先生回来了，辛苦。”这一句话，胜过所有礼仪。短暂停留后，他被安排在沪上小住，参观工厂码头，漫步外滩。接着北上，北京站月台上，欢迎横幅随风招展。一路所见，让李宗仁颇为感慨，连声说：“变化太快，没想到真没想到。”

安顿下来后，他住进玉泉山一处小楼，配有专车、随行医生、秘书。身体略恢复，他又坐火车去了鞍山、抚顺、丹东，看高炉，看机床，看万里铁流。一圈回来，精神头更足，便托友人向中南海递话：想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帮着对台、对美做些沟通。李宗仁言辞恳切，甚至列出自己可发挥的三大优势。

申请送到毛主席桌上。主席思索数日，回信寥寥，却给出三条不容辩驳的理由：其一，李宗仁虽拥护国家统一，但未公开表示认同马克思主义，若骤然赋以副国级，会被台北大作文章，亦给国际舆论可乘之机；其二，当年他在国民党位列二号，如今授以副国级反显不足，尊其地位不如让其无职有誉；其三，年逾古稀，劳心伤神，静养更合适。信的末尾写着一句话：“先旅游，后议事，眼界宽则心自阔。”

李宗仁看完信，沉默良久，轻叹：“主席用心良苦，我懂。”胡友松在旁低声劝慰。他摆手：“别急，该享的清福就享吧。”随后，他将随身携带的几卷宋版古籍、两方战国玉璧移交国家文物局，又把三瓶珍藏威士忌托人送去中南海，每瓶都贴上标签：“一九三八·台儿庄庆功酒”。

接下来的三年，他每逢国庆都会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也曾参加政协礼堂举办的抗战座谈会。有人小声问他遗憾否，他摇头：“生前能返故园，已然圆满。”1969年1月30日凌晨，他在北平医院病房永远合上眼。临终前拉着胡友松的手嘱咐：“记住，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回家。”

灵车驶出医院时，天空飘起轻雪。根据中央决定，追悼会规格为省部级以上领导待遇，总理亲自致哀。堂内挽联写着：“功著台儿庄，念昔握戈扶社稷；心归华夏地，欣今衔志慰泉台。”在肃穆的悼乐声中，那段曲折的归国故事，也随主人公一同划上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