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一个摄制组悄悄潜入武汉交响乐团的排练厅。灯光刺眼，汗珠顺着胡一舟的鬓角滑落，他拍了拍燕尾服：“师傅，能不能把灯调暗点？”这句话成了纪录片《舟舟的世界》的第一个同期声。那一年，他19岁，智力相当于三四岁，却被镜头包装成“华人最年轻的指挥家”。

追溯到1978年4月1日——愚人节，当许多人还在讨论玩笑的边界，40岁的低音提琴手胡厚培第一次听见自己儿子的啼哭。孩子面部特征特殊，哭声微弱，医生只说了一句“21-三体综合征”，话锋一转又补了一刀：“成年后也就保持在幼儿水平。”对年轻的母亲张惠琴来说，这消息比愚人节玩笑更残酷。

悲观情绪曾占上风。张惠琴一度流着泪问丈夫：“把他留下，是害他还是救他？”胡厚培没吭声，只把儿子抱得更紧。命运给的考卷做不完，夫妻俩索性选择把剩下的题空着：先活下去，再说。唯一能确定的是，音乐厅将成为舟舟的临时托儿所——因为没人能全天候盯着他。

有意思的是，排练厅并不安静。弦乐、铜管交织的声浪里，人们只顾低头看谱。角落里那个瘦小的身影忽然举起一根筷子，跟指挥的动作保持惊人同步。第一次发现时，同事们以为是巧合；第二次、第三次之后，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琴，哄堂大笑又满脸惊讶——乐句的强弱、停顿，舟舟几乎分毫不差。胡厚培愣在那里，既激动又惶恐。

试想一下，一个只会用童音喊“爸爸”的孩子，却能完整模仿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节拍。乐理他看不懂，数到“七”就卡壳，可肌肉记忆帮他记住了每一次落棒。乐团随后特制了一根“迷你指挥棒”，搭了个半米高的小台子。舟舟一上去，高兴得打着节拍跳脚，那画面成为武汉同行茶余饭后的谈资。

1997年纪录片播出，50分钟的光影把舟舟推向聚光灯中央。片尾字幕还没滚完，全国各地的邀请函已塞满胡厚培家的抽屉。1998年，他连续跑了十多个城市，演出费像蹿高的音阶，从几百元飙到几万元。父母不无自豪：唐氏儿也能站在舞台中央。与此同时，舟舟的妹妹被留在家中，她今年17岁，正为高考熬夜。

1999年1月，北京。中国残联筹备新春晚会，策划组想找一个能“提气”的节目。舟舟符合所有关键词：残障、天赋、励志。彩排那天，他穿白手套，一举一落干净利落，后台的工作人员都鼓掌。晚会直播之后，“天才指挥家”四个字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就连好莱坞硬汉阿诺德·施瓦辛格也通过慈善机构捐出15万美元作为资助。

荣誉来得快，消散得也快。2002年起，业内开始质疑：一个从未学过乐理的青年能否真正胜任指挥？舞台背后，舟舟常常茫然四顾，找不到 cues 时就僵在那里。父亲只好在一旁打暗号，可灯光太强，一旦错过，他就陷入沉默。商演变少了，片酬回落到维持生计的水平。

屋檐下的霉味还没散，另一场风暴袭来。2006年，母亲张惠琴因癌症离世，医疗费几乎掏空家底。登台挣钱成了唯一选择，无论是百人礼堂还是露天广场，只要能给酬劳，父亲便领舟舟赶往下一站。有的主办方根本不懂交响乐，只想看“传奇”。一次低价演出结束，观众席里传来大声起哄，舟舟看着他们，疑惑地捏紧指挥棒，半天问出一句：“我做错了吗？”

张惠琴走后，小女儿对父亲说过一句狠话：“哥是你们的全部，却不是我的全部。”那天夜里，胡厚培坐在空荡的客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第二天，他给经纪人打电话，取消了所有演出。“舟舟回家。”电话那头愣住了，片刻后低声回了句：“好。”

家乡的节奏慢得多。胡厚培给儿子买了电子琴，贴上彩色数字贴纸，让他随意敲打。每天中午，两人去菜市场，高个子父亲拿着菜篮，舟舟推着小车；傍晚回到老房子，父亲一边听老唱片，一边教他煮面。

光环退去以后，舟舟依旧不知道什么叫“辉煌”，也不懂什么是“落寞”。对他而言，能吃上一碗热面、能在电风扇下睡个午觉，已经足够。

胡厚培今年已年过八旬，听力下降，弓弦的颤动再难分辨。不过街坊们常常看到：黄昏里，一个背影微驼的老人和一位中年男子绕着小区慢慢散步。有人打趣：“还排练吗？”老人摆手：“排练什么？随便走走。”男子却突然抬起胳膊，把右手高高举起，空气仿佛在那瞬间变成无形的乐谱。

音乐早已不在舞台，而留在他们的呼吸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