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时，周智光任同华节度使守陕州，曾经口出豪言：我晚上睡觉，都不敢伸腿，怕一脚把长安城踹破了(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
一百八十里外的长安城里，住着唐代宗李豫。
手握重兵，顾盼自雄，飞扬跋扈之态，跃然纸上。
北洋军阀时期，也是个武人任意“舒足”的时代。
几乎所有的总统、国务总理，大部分的阁员，都有在军界任职的经历。
重武轻文是普遍现象，武人活着的时候威风，死后也压文官一头。当时武官的治丧费是10000元，文官则只有2000元。
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师长就成了一个货真价实、含金量极高的职位。
当时师是军队最大的编制，基本的战略单位。
只有在发生大规模作战时，比如护法战争、直奉战争、直皖战争等，才根据派系临时成军或方面军。
但即使是军或方面军的总指挥，也不能保证对下面的师做到令出必行。
北洋军阀时期派系间倒戈、易帜屡见不鲜。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长官。
有一师兵力在手，如果再是善战之兵，那真是可以“气吞万里如虎”的。
货真价实的师长（不包括那些自封的，主要指北洋军和有编制的地方军），搞好了，弄个督军、省长什么的干干。
再次点，可以作个军务帮办（督军的第一候补位）。
最不济也能混个镇守使，做一方土皇帝，发个军票，随意收收税，涉足灰色产业甚至毒品贸易，也过得很滋润。
北洋军阀初期，最出名的师长，是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第三师前身是宣统年间由北洋第六镇改成的第三镇，是袁世凯北洋军的基本队伍。
1918年8月，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通电反对段祺瑞的统一政策，段祺瑞看不清头势，发电报斥责吴，说他一个小小师长，对大局没有发言权。
吴佩孚初生牛犊不怕虎，直接以辞职要胁段祺瑞这位北洋前辈（也是他的老师）。
吴佩孚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师长，但他的第三师能征善战，军纪又好，且处于南北军冲突的最前线。
他硬刚段祺瑞，从此声名雀起。
吴佩孚自从接替曹锟出任北洋第三师师长，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败涂地，吴佩孚无论做多大的官儿，指挥多少部队，一直兼着这个师的师长。
军阀们的心理有些矛盾，既想往上爬，做更大的官儿；又不得不死抓着师长的职位不肯放。
不仅督军一般都兼师长，就是吴佩孚、齐燮元这些几省的巡阅使，也都兼任师长。
因为他们心里明白，什么督军、巡阅使，都是虚的，只有兵才是真的。
在吴佩孚的鼎盛时期，他志在统一全国，为了军事指挥的统一，他曾经想过“削藩”，规定凡是巡阅使、督军兼任师长一职的，一律解除师长职务，专任本职。
吴佩孚想着先从自己开始，于是呈请辞去师长一职。
但曹锟不答应，他说第三师是北洋正统，师长除了老弟你还有谁能当？
吴佩孚一贯对曹锟言听计从，便只好先当着。
接着吴佩孚免去了直隶督军王承斌兼的二十三师师长、河南督军张福来兼的二十四师师长、湖北督军萧耀南的二十五师师长。
还打算免掉齐燮元的第六师师长、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师长、郑士琦的第五师师长。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吴佩孚本来就是眼高于顶的作派，在直系内部，人缘一向不咋好。
这次“触及灵魂”的改革，使得直系将领合伙来反对他。
山东督军郑士琦宁愿降级，俺不要山东督军了，俺当师长好了。
王承斌因为师长没了，督军做起来没有滋味，去找曹锟请求辞去直隶督军。
曹锟问他为啥要辞职，王承斌不好意思说是因为师长被夺，只是说心情不好。
曹锟又开始和稀泥了，拍着王承斌的肩膀说：“要不干，我们大家一起都不干了！”
直奉第二次战争还没有开始，直系内部就已经呈现这样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了。
百年回望，那段混乱的岁月，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约束武力、规范军政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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