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11名储户220万存款被银行员工孟某芝挪用挥霍，银行以“员工离岗、个人行为”为由拒绝赔偿，一审法院驳回储户诉求的判决，不仅引发全网哗然，更赤裸裸地背离了金融行业“守护储户信任”的核心初心。
从古代票号到现代银行，从国内传统到国际惯例，“保障储户资金安全”始终是金融机构的立身之本，银行想以“甩锅”逃避责任，既无历史依据，也无法律支撑。
金融的初心是什么？是“钱存银行保安全”的朴素承诺，是机构对公众的信任兜底。这种初心，在清朝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时代便已根深蒂固。
晋商票号之所以能纵横百年、横跨万里，靠的正是“信誉至上”的初心坚守。日升昌票号曾发生分号掌柜伪造汇票挪用30万两白银的舞弊案，涉案金额相当于当时数万百姓的身家性命。
但票号总部的第一反应不是追责，而是立刻从总号调运银两，全额兑付所有储户存款，绝不让任何一位信任他们的客户蒙受损失。
其后，票号通过“联号追查”抓获涉案掌柜，抄没其家产及“身股”分红抵偿损失，股东因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主动补足剩余亏空。
晋商深知，票号的资产是银两，但根基是信誉，背离了“守护储户”的初心，再庞大的商业帝国也会顷刻崩塌。
这种初心，在建国初期的金融实践中得到了极致传承。建国初期，我国国有银行承载着稳定金融秩序、保障民生福祉的使命，“银行=国家信用”的认知深入人心。
1952年，北京某国有银行职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23名储户的存款用于投机倒把，事发后畏罪潜逃。面对储户的恐慌与诉求，银行没有任何推诿，当即宣布全额赔付所有损失，用国家信用为储户的信任兜底。
当时的处理原则十分明确：储户是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存款，而非对员工个人的信任，银行对员工的职务行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这种“优先保护储户利益”的处理方式，正是对金融初心最直接的践行，也为我国金融行业赢得了全民信赖。
放眼全球，坚守金融初心、让银行承担兜底责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新加坡瑞信银行前副总裁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客户授权文件，挪用24名客户共计1434万新元存款用于个人投资，事发后银行第一时间启动赔付程序，全额退还所有储户损失，再以“违反雇佣合同”起诉员工追偿；
美国东方银行一名出纳员伪造90岁老人的签名，盗取其10万美元养老存款，法院经审理认定，银行未履行“身份核验”和“交易监督”的法定义务，违背了金融机构对储户的信托初心，判令银行全额赔偿，并对银行处以高额罚款；
马来西亚某商业银行职员勾结诈骗集团，通过违规操作盗走客户2420万令吉定期存款，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央行）直接介入，强制要求涉案银行全额退还储户损失，并重罚银行内控失职，理由是“银行的核心职责是保障存款人权益，这是不可动摇的行业初心”。
这些案例无不证明，无论中外，“守护储户资金安全”都是银行不可推卸的初心使命，员工失职的责任绝不能转嫁给储户。
反观本案中的涉事银行，其“员工离岗、个人行为”的拒赔理由，完全是对金融初心的公然背叛。
孟某芝在银行柜台、工作时间内，以银行员工的身份为储户办理存款业务，储户有充分理由相信其行为代表银行，这完全符合《民法典》第172条规定的“表见代理”要件。
而银行未能及时冻结离岗员工的操作权限，未落实“双人复核”“大额交易人工确认”等基本内控制度，导致员工能轻易伪造凭证、违规转账，这本身就是严重的管理失职，是对“保障储户权益”法定职责的漠视。
《商业银行法》第6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银行以“个人犯罪”为由完全免责，本质上是用员工的过错掩盖自身的管理漏洞，用储户的损失换取自身的“免责”，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金融初心，更涉嫌违反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驳回储户诉求的判决，同样忽视了金融行业的初心与责任逻辑。
储户将血汗钱存入银行，是对金融体系的信任；银行收取储户存款、开展金融业务，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将员工职务行为引发的损失完全转嫁给储户，不仅让储户沦为“受害者二次受伤”，更会动摇公众对金融行业的信任根基。
若此判决生效，无疑是在变相鼓励银行放松内控、逃避责任，最终损害的是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公平。
目前，本案二审已开庭审理，公众期待二审法院能秉持公平正义，回归金融初心与法律本义，推翻一审判决，判令涉事银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同时，也呼吁所有金融机构铭记“守护储户信任”的初心，完善内控机制，强化责任担当，不要让“钱存银行保安全”的朴素信仰成为空谈。
储户遇类似情况，也应及时固定业务凭证、账户流水、监控录像等证据，向银保监会投诉，并通过诉讼积极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金融行业的生命力在于信任，信任的根基在于初心。背离了“保障储户权益”的初心，再华丽的业绩报表、再庞大的资产规模，都只是空中楼阁。
希望本案能成为一面镜子，让所有金融机构警醒：初心不可丢，责任不可推，唯有坚守初心、勇担责任，才能赢得公众的长久信任，才能让金融行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