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49年的中国大地，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落幕，国民党精锐尽失，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

然而，就在这风雨如晦的时刻，民国军政元老陈仪，却做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抉择——弃暗投明，谋求浙江和平解放，保护桑梓免遭战火涂炭。

可是令人唏嘘的是，这场关乎民生与大义的行动，最终却因最信任之人的背叛而戛然而止。

此后，陈仪被蒋介石火速免职，归家不过数日，板凳还没坐热，军统特务头子毛森便率领一众特务破门而入，将他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以说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不仅是陈仪个人的悲剧，更是民国末年政治黑暗与人性凉薄的真实写照。

其实提起陈仪的一生，本是一部充满理想与实干的民国军政史。

陈仪，出身浙江绍兴一个耕读世家，早年两度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中少有的兼具军事素养与治理能力的儒将。

辛亥革命时，他投身革命洪流，为浙江光复立下功劳；北伐战争中，他率部归附国民革命军，深得蒋介石器重。

从1934年起，陈仪主政福建七年多，兴水利、办教育、整吏治，留下诸多政绩，也令世人称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仪作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在台北中山堂主持受降仪式，亲手结束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成为台湾回归祖国的关键功臣。

然而，二二八事件的处理与国民党政权的彻底腐败，让陈仪对蒋介石集团彻底失望。

彼时的他，因为目睹官场贪腐横行、民生凋敝的局面而感觉痛心，也深知国民党已无力挽回败局。

于是在1948年底，当他再度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就暗中接受民革与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决心以和平方式迎接解放，避免浙江重蹈战火覆辙。

在他看来，保全城市、保护百姓、守护钱塘江大桥与工业设施，远比效忠腐朽政权更有意义。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单凭陈仪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必须争取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要说汤恩伯与陈仪的渊源，那可是民国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

1925年，原名汤克勤的汤恩伯穷困潦倒，赴日留学费用耗尽，四处碰壁 。

后来，他经人引荐，见到时任浙军第一师师长的陈仪，当时陈仪见他身材魁梧、谈吐不凡，认定是"可造之材"，当即慷慨解囊，为其偿还债务并承诺每月资助50元大洋，助其重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完成学业。

对此汤恩伯感激涕零，当场跪拜陈仪为师，后又认其为义父，并将原名“汤克勤”改为“汤恩伯”，以铭记这份再造之恩，誓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公”。

再后来，陈仪又将义女王竟白许配给汤恩伯，使两人关系由恩师义子进一步变为翁婿，亲上加亲，在民国军政界传为佳话 。

1926年汤恩伯学成归国，陈仪立即安排他在自己下属的第一师担任少校参谋，后又将其引荐给蒋介石（两人同为日本士官学校校友、浙江同乡）。

此后，陈仪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人脉，不遗余力提携汤恩伯，使其从参谋、师长一路晋升至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成为蒋介石嫡系"黄埔系"骨干将领，官至陆军二级上将。

由于陈仪膝下无子，视汤恩伯如亲生儿子，所以两人私交深厚，情同父子 。

可谁知随着时局变化，两人最终反目成仇。

1949年初，国民党大势已去，陈仪决心弃暗投明，于1月27日派外甥丁名楠持亲笔信赴上海，劝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提出"局部和平，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 。

要知道，汤恩伯可是一个为了一己之利喜欢拍马屁善于奉承之人，因此让陈仪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儿子”早已将个人前途与蒋介石的统治捆绑在一起。

当时他表面假意应允，暗中却将陈仪的策反信连夜送往奉化溪口，呈给下野却仍掌控实权的蒋介石。

可想而知，蒋介石见信后勃然大怒，陈仪是他多年倚重的封疆大吏，更是台湾回归的功臣，如今竟“通共叛党”，这无疑是对国民党政权的致命打击。

于是，为防止浙江局势失控，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改组浙江省政府，免除陈仪本兼各职，听候发落。

就这样，很快杭州各大报刊登了陈仪被免职的消息，由于事情来的太突然，他身边亲友与地下党同志纷纷劝其尽快脱身，前往解放区避险。

但陈仪始终不愿相信汤恩伯会背叛自己，他觉得两人恩重如山，汤恩伯即便不赞同起义，也绝不会卖师求荣。

甚至他天真地认为，这只是蒋介石的常规人事调整，卸职后便可归隐田园，安度余生。

就在2月21日那天，陈仪办理完交接手续，离开省政府，前往上海多伦路志安坊的私宅暂住。

当时他以为卸下重担，终于可以远离政治漩涡，却不知一张死亡之网，已在他头顶悄然张开。

那一天，陈仪正擦拭着家中的桌椅，泡上一壶清茶，试图享受这难得的平静。

可这份平静，仅仅持续了两天。

彼时的汤恩伯，为向蒋介石表忠心，接连四次密电上报，添油加醋捏造陈仪“通共”证据，催促特务机关尽快抓捕；

而毛森，这位曾被陈仪任命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的军统特务，如今已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早已将陈仪视为邀功请赏的猎物。

他接到蒋介石与汤恩伯的密令，精心策划了一场突袭抓捕行动，只等最佳时机动手。

1949年2月23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上海多伦路志安坊还笼罩在薄雾之中。

随着一阵急促的刹车声划破宁静，二三十名全副武装的特务与宪兵，在毛森的亲自率领下，分乘几辆军用吉普车，迅速包围了陈仪的私宅。

只见特务们手持枪械，气势汹汹，迅速控制了宅门，将陈仪的卫士、副官全部缴械扣押，不许任何人进出。

陈仪当时正在客厅静坐，听到门外嘈杂声，起身下楼查看。只见毛森身着军装，一脸阴鸷地站在客厅中央，身后特务荷枪实弹，气氛肃杀。

陈仪心中一沉，却依旧保持着上将的威严，沉声问道：“毛处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毛森皮笑肉不笑，假惺惺地躬身道：“属下奉命前来保护您的安全，还请您配合。”

“保护？我无职无权，何须保护？”陈仪瞬间明白，自己遭遇了抓捕。他厉声质问：

“是不是汤恩伯让你们来的？我待他恩重如山，他竟如此忘恩负义！”

毛森不置可否，只是挥手示意特务上前。陈仪虽然怒不可遏，却无力反抗。

随即，特务们又翻箱倒柜，搜查所谓“通共”证据，将私宅搅得一片狼藉，随后将陈仪强行带离，软禁于寓所之内。

而此时，距离陈仪免职归家，仅仅过去两天，家中的板凳还未坐热，杀机便已降临。

抓捕陈仪后，毛森遵照汤恩伯的指示，担心上海局势混乱生变，于2月27日将陈仪押上飞机，送往浙江衢州秘密监禁。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在即，衢州即将解放，特务们又匆忙将陈仪转押台湾基隆，囚禁于旭丘宾馆。

在台湾的囚禁岁月里，陈仪始终坚守气节，拒绝写悔过书，拒绝承认自己“有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便面对蒋介石特使的劝降，陈仪依然淡然说道：“我有我的主张，为浙江百姓求和平，何错之有？不必写什么悔过书。”

1950年6月9日，台湾军事法庭判处陈仪死刑。

6月18日，67岁的陈仪身着长衫，从容走向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依旧神色不改，最终慷慨就义。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为国家统一、为民生和平奔走一生的老者，成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被处决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值得一提的是，汤恩伯的卖师求荣，换来的只是蒋介石的短暂信任，最终落得客死日本、身败名裂的下场。

而毛森的冷酷无情，不过是独裁者手中的一把利刃，最终也只能流亡海外，背负千古骂名；

当然，蒋介石的猜忌与残暴，也终究挡不住历史的洪流，只能困守孤岛，终结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