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秋天，我刚过完六十五岁生日。儿子一家从省城回来，给我换了部智能手机，教我用微信支付。我摆弄着那个叫“钱包”的功能，看着里面几十块的零钱，心里莫名想起一件事，笑着对老伴说：“秀芹，你看这手机一点，钱就出去了。想起当年，我可是把咱家半辈子的‘流动资金’都揣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给了个只见过两面的陌生人。”

老伴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你说的是……那个从东北来的，姓林的工程师？”

我点点头，思绪瞬间被拉回了1992年，那个下着淅沥沥小雨的春天。

第一章：春寒料峭中的不速之客

1992年，我在县里的农机站当副站长。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十几年，但我们这个内陆小县城，变化总像是慢了半拍。农机站还是那些老旧的东方红拖拉机，效益一般，发工资都紧巴巴的。

那天下午，雨下得人心烦。我正在办公室核对一堆枯燥的报表，门卫老赵头领进来一个浑身湿漉漉的中年人。

“李站长，这位林同志找你，说是从沈阳来的。”老赵说完就缩回了门房。

来人约莫四十出头，穿着一件半旧的呢子外套，肩膀处被雨水洇湿了一大片，裤脚沾满了泥点子。他脸色憔悴，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却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特有的清亮和此刻难以掩饰的焦虑。

他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同样湿了的帆布包。

“您就是李前进站长？”他声音有些沙哑，带着明显的东北口音。

“我是副站长，李前进。您是？”我起身给他倒了杯热水。

他接过水杯，双手捂着，似乎想从杯壁上汲取一点暖意。“我叫林国栋，是沈阳XX机械厂的工程师。”他从湿漉漉的包里，小心地掏出一个工作证和几张介绍信，纸张边缘都卷了毛。

我看了看，证件不似作假。沈阳那个厂子，我知道，是家大厂，生产重型机械的，跟我们这小农机站八竿子打不着。

“林工，您这大老远从东北来，是……？”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很大决心：“李站长，我长话短说。我们厂子，快不行了。工资欠了半年，厂里决定把一批库存的小型柴油机处理掉，换点钱给大家发工资。我负责来南方找销路。”

他顿了顿，脸上泛起一丝窘迫的红晕：“我跑了好几个省，一开始还有点眉目，但……但带来的差旅费快用完了。这边人生地不熟，我……我想跟您，借点钱买回程的火车票。”

说完这段话，他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低下头，不敢看我的眼睛。

一个国营大厂的工程师，沦落到要向一个陌生的小农机站副站长借钱买回家的车票？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我心里第一个念头是：骗子？

可看他那被生活磨砺得粗糙的手指甲，看他眼神里那份走投无路的窘迫，还有那虽然旧但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又不像是装出来的。

“还差多少？”我问。

“从这儿到沈阳，最便宜的硬座……大概，要七十块钱。”他说出这个数字时，声音更低了。

七十块！我当时一个月工资加补贴才一百二出头。这相当于我家大半个月的生活费。老伴秀芹在纺织厂三班倒，一个月也才挣六七十块。我们正攒钱想给家里换台彩色电视机。

办公室陷入了沉默，只有窗外的雨声沙沙作响。我能听到他紧张的呼吸声。

我看着他，想起了前几天报纸上看到的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困境”的报道，想起了那些曾经无比辉煌如今却步履维艰的大厂。眼前这个人，不就是那宏大叙事下的一个缩影吗？

一个工程师，为了厂里几百号人能发出工资，背井离乡，四处碰壁，最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成了问题。这背后，该是怎样的无奈和心酸？

我站起身，走到文件柜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着我和秀芹省吃俭用攒下来，准备买彩电的三百块钱。我没有任何犹豫，从里面数出了八十块。

我把钱递给他：“林工，这里是八十。七十块买车票，剩下十块，你在路上买点吃的。”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水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他的手颤抖着，接过那八张十元的票子，像是接过千斤重担。

“李站长……我……我回去一定……”

我打断他：“林工，谁也不容易。先把家回了，厂里的事，再从长计议。这钱，不急。”

我把他送到车站，看着他买了票，走进检票口。他进站前，回过头，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雨还在下，他的背影在灰蒙蒙的雨雾中，显得格外单薄。

第二章：石沉大海

回到家，我跟秀芹说了这事。

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这钱，怕是打了水漂了。东北那么远，他一个落魄工程师，拿什么还？”

我笑了笑：“就当积德行善了。我看他不像坏人，是真遇到难处了。咱们的彩电，晚看半年也不打紧。”

话虽这么说，但心里终究是存了个念想。头几个月，我还偶尔会想起，那个林工程师回到厂里了吗？厂子情况好转了吗？他会不会写信来？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消息。一年，两年……渐渐地，我也就把这事淡忘了。生活依旧继续，彩电后来还是买了，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我从农机站退休，儿子也大学毕业在大城市成了家。

那八十块钱，就像投入岁月长河的一颗小石子，连个水花都没激起，就沉入了河底。

第三章：陌生的来电

时间跳到2018年夏天。我和老伴正在家里吹着空调看电视，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的辽宁沈阳号码。

我疑惑地接起来。

“请问……是李前进，李站长吗？”电话那头，是一个略显苍老，但带着激动和不确定的男声。

这个称呼，已经很多年没人叫了。

“我是，您是哪位？”

“李站长！是我啊！林国栋！1992年春天，在您那儿借了八十块钱路费的林国栋！”他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八度，带着哽咽。

我愣住了，足足好几秒没反应过来。林国栋？那个在春雨中狼狈不堪的工程师？

“是……是你啊！林工！”我的声音也忍不住有些发颤，“你……你还记得……”

“记得！我怎么会忘！”他在电话那头几乎喊起来，“李站长，我找了您十几年啊！当年那个农机站早就改制了，我问了很多人，托了多少关系，才从一个老档案里找到您可能用的这个手机号！老天爷，总算让我找到您了！”

原来，他当年回到厂里不久，厂子就因为体制机制问题彻底破产了。他经历了下岗、再就业、创业，一路坎坷。但无论多难，他始终记得那八十块钱，记得那个在他人生最低谷时，毫不犹豫伸出援手的南方小城的农机站副站长。

“李站长，那不仅仅是八十块钱，那是您在我心里点着的一盏灯啊！让我觉得这世上还有信任，还有人愿意拉你一把！”他动情地说。

他告诉我，他后来和几个老同事一起，承包了原厂的一个车间，专门生产农机配件，借着后来农业机械化的东风，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已经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农机配件公司的老板。

“李站长，我把当年那八十块钱，折算成……折算成我公司的一部分股份，您看行吗？”他小心翼翼地问，生怕冒犯到我。

股份？我听得云里雾里。对我来说，那太遥远了。

我笑着拒绝了：“林工，你的心意我领了。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我就很高兴了。那点钱，真的不用放在心上。”

但他执意要有所表示。几天后，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快递。里面有一封长达五页的手写信，详细讲述了他这些年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激。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银行卡，和一份盖了公章的、看起来非常正式的“顾问聘书”。

信里说，卡里有十万块钱，是他的一点心意，务必收下。另外，聘请我为他们公司在本地市场的“终身荣誉顾问”，每年有一笔顾问费，钱不多，算是让他尽一份心。

我看着那封笔迹工整的信，和那张薄薄的银行卡，百感交集。我最终收下了“顾问”的身份，但把卡里的钱，以他和我们两个人的名义，捐给了县里的希望工程。

我在回信里写道：“林工，信任无价，情义也无价。让这份情义，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比放在你我的口袋里，更有意义。”

尾声

去年，林国栋专门带着家人，从沈阳飞到我们省城，又驱车几百公里来到我们这个小县城。两家人终于见了面。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老泪纵横：“老哥，这辈子能遇见你，是我的福分。”

他的小孙子好奇地看着我们，不明白两个老头子为什么哭得像孩子。

如今，我每个月手机里，除了儿子的转账，还会准时收到一笔来自远方“公司”的“顾问费”，不多，但足够我和老伴改善生活，偶尔还能资助一两个贫困学生。

我常常想，什么是财富？或许，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时候，播下一颗善良的种子。哪怕当时看不到开花结果，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可能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长成参天大树，荫蔽更多人。

那袋曾经象征着我家“巨额流动资金”的牛皮纸信封，早已不知所踪。但那份源于1992年春天雨中的信任，却穿越了二十多年的时光，温暖了我的整个晚年。